山東高青縣農信社千萬元存款失蹤 或涉高利貸

　　“200萬元定期存款，一年到期后想取出來，卻發現卡上分文不剩。錢存到銀行也能失蹤？”山東棗庄的張杰回想起自己的經歷，眉頭緊皺。

　　山東東營的王心波、毛先生、郝女士，以及棗庄的王愛民都和張杰有同樣的遭遇，他們先后在山東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開戶5張銀行卡，分別存入3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以及200萬元的定期存款，然而到期后都驚愕地發現卡上資金余額為“0”。

　　2011年12月1日，張杰一紙訴狀將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他的存款﹔12月6日，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立案審理。2012年2月8日開庭審理，儲戶認為銀行違約要求維權，而農信社卻認為儲戶蓄謀合同詐騙。

　　直到今年1月11日，張杰意外收到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通知，被告知“山東省高青縣公安局已於2012年7月2日，以張杰合同詐騙為由立案偵查。”至今，該案懸而未決。

　　當地監管部門的知情人士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涉及這件事(存款失蹤)的遠不止這些人，其中牽涉到非常復雜的高利貸借貸關系，金額非常大，具體我們不能透露，一切等公安機關調查結果出來再說。”

　　千萬元存款“不翼而飛”？

　　2011年6月，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被山東省農信社表彰為“六型”團隊的先進基層單位。然而，就在這一年，該社多位儲戶在取款時發現自己的高額存款“不翼而飛”。

　　張杰回憶說，2010年5月，棗庄的王愛民告訴他淄博一家信用社攬儲，隻要把錢存一年定期，就可以每個月獲得3分的利息。“當時，王愛民承諾這筆利息由他支付給我，與銀行存款利息無關﹔我想可能是銀行找來一些有社會關系的人幫忙高息拉存款，之前也聽說過有這樣的事，並且王愛民說他自己也在那兒存了200萬元。”

　　在高利息的誘惑下，當年5月29日，張杰駕車從棗庄到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開戶。“我先見了這家分社的主任鄭保新，他讓我到櫃台辦理開戶手續。櫃員給了我一張空白的開戶單，並復印了身份証件，填寫完后，櫃員給了我一張借記卡，之后我就回棗庄了。”

　　5月31日，張杰為了檢驗借記卡的真偽，先后在棗庄的兩個信用社網點營業櫃台上，通過原有的其他銀行存折轉賬到該卡10元錢，再取出9元，發現這張卡能夠正常使用。因此，他隨即通過轉賬的方式向該卡轉存了200萬元。

　　然而，令人費解的事在這筆資金存入兩天后發生了。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的交易單據顯示，6月2日，張杰借記卡的附屬卡發生了一筆150萬元的轉賬交易，並且是櫃面操作，轉入的戶名為項文杰，張杰稱他“並不相識”此人﹔業務代理人為韓磊，信用社授權人是鄭保新。

　　此后的2010年6月3日到6日，張杰名下剩余的50萬元也在高青縣農信社不同的分社，陸續通過附屬卡取現以及PO S機消費的方式被“取走”。

　　“哪來的附屬卡？不可思議！”張杰強調“我當時就隻填了一個開戶單，並且隻辦理了一張借記卡，並沒有事后銀行說的什麼附屬卡。《經濟參考報》記者看到，張杰所持的這張借記卡標明為山東省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信通借記卡，有16位卡號和銀聯標識。而交易單據上顯示的附屬卡卡號和張杰持有的主卡卡號完全不同，但卻是5月29日張杰辦理信通借記卡后的5分鐘內，以張杰的名義開的戶。兩張開戶單的經辦人均為李娜，且有鄭保新蓋章。

　　和張杰同樣遭遇的還有山東東營的王心波等4人，他們均表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借記卡附屬卡“被開戶”。存款到期后，他們分別來到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取款，都驚愕地發現卡上余額為“0”。王心波提供的開戶單顯示，他2010年9月16日在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開戶，之后的5分鐘內“被開戶”了附屬卡，經辦人同樣為李娜，有鄭保新蓋章。

　　王心波的賬戶交易明細顯示，2010年9月17日、18日兩天，王心波向卡內累計存入300萬元，此后9月18日-24日期間，這300萬元通過附屬卡在高青縣農信社不同的分社被轉賬、取現。

　　存款“被轉賬”或涉高利貸

　　據調查了解，張杰等5個人從事不同行業，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做建筑材料生意，都是當地的民營小企業主，衣食無憂。

　　王心波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事發之后，我找到中心路分社的韓磊，他寫給我一份情況說明。”

　　從情況說明中，記者獲知，2009年8月，韓磊讓東營的林經理去物色所謂的“投資人”，以月息6分的條件談存款業務，具體操作為“投資人”持有主卡，韓磊等持有附卡，而附卡由韓磊借用“投資人”的身份辦理。2009年9月，韓磊打電話給一位叫王小龍的人去銀行用名為王心波的附卡轉賬，韓磊稱這種轉賬為找王心波“貸款”“此筆貸款的額度為300萬元，目前附卡在我手中。”韓磊在情況說明中寫道。

　　王心波后來得知他的這300萬元流向了河南一家企業，具體是什麼企業他不清楚，隻打聽到和韓磊等人放高利貸有關。

　　東營的毛先生2010年6月將300萬元存入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我存款時也是通過朋友介紹，給我3分的月息，存3個月。我通過電匯轉賬的方式將錢存入這家信用社的借記卡內，事后才得知被分兩筆通過附卡轉走。2010年10月，我直接找到鄭保新，他向我承認在資金轉賬過程中他幫了忙，而資金用作投資棉花生意了，短時間內收不回來，希望我寬限一段時間，千萬不要把事情鬧大。”毛先生說，“當時，鄭保新都給我下跪了。但2011年春節后，我再去找鄭保新，卻發現怎麼也聯系不到人。”

　　東營的郝女士也對記者表示，她的300萬元同樣是陸續通過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所發的借記卡附卡“被轉賬”。據她事后打聽，這些資金流向了山東濟南一家房地產企業。

　　“實際上，牽涉這件事(存款失蹤)的遠不止這些人，還有別人向我們投訴。”淄博銀監局高青縣辦事處一位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我們去年對此展開了一些調查，后來匯報給淄博銀監局監管二處，交由他們進一步調查處理。整體來講金額非常大，具體我們不能透露，一切等公安機關調查的結果。據我所知，其中牽涉到復雜的高利貸借貸關系，還有的人是直接和鄭保新等人建立的借貸關系。聽說鄭保新得神經病了，已經被開除，其他員工也已被開除。”

　　山東農信社風險控制現“真空”

　　記者來到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隻見該網點門可羅雀，面積非常小，僅有3個辦理業務的櫃台窗口，沒有專門的客戶休息區。當記者詢問李娜、韓磊和鄭保新是否還在時，被告知“不清楚有這些人”。該網點員工透露“我們一年會輪一次崗，不是長期都在這裡。”對於辦理借記卡附卡業務，員工說，“需要由本人持身份証辦理，不過現在這個業務已經停辦了。”

　　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副主任王玉華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們在2007年就推出了銀行借記卡辦理附屬卡的業務，目的是方便儲戶由親友代辦業務，附卡和主卡的資金額度相通，只是卡不同而已。2012年，附卡業務辦理得比較少，我們也意識到了問題。”

　　對於儲戶存款“失蹤”，王玉華連連“喊冤”。他否認李娜、韓磊、鄭保新是該信用社的員工，稱銀行員工不可能私自為客戶開卡，並認為張杰等人儲蓄資金“被轉賬”和該信用社無關，很可能是儲戶合同詐騙。

　　然而，這5位儲戶如此大筆金額的頻繁轉賬，農信社為何沒有警覺並且監控？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營業廳的大堂經理告訴記者“一般超過5萬元的轉賬，在櫃面辦理的話，必須由本人帶著身份証原件來填寫單據，如果有代辦也需要持卡人的身份証原件和代辦人身份証原件。額度十分大的轉賬，還需要復核並由主任簽字授權。”由此不難想象，如果高管參與或“協助”將儲蓄資金挪用，就能輕而易舉避開風險監控。

　　在農信社的監管機制方面，據了解，地方農信社管理和風險處置由省級人民政府負責，監管部門組織制定風險處置方案，央行則提供再貸款支持及風險處置分工和機制安排。大多數省份已通過組建省聯社的方式負責風險管理和處置。

　　不過，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縣級農信社的領導一般由縣政府任命，當地銀監部門沒有具體實權，而是在監管上給予指導意見。”

　　“近年來，確實有銀行員工充當資金掮客參與高利貸的案子，不過，多名員工作案、金額高達千萬元以上的應屬大案，銀行風險監控必然存在問題。”中部地區一銀監局合作監管處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分析稱“銀行有向銀監部門報送風險案件的責任，而銀監部門也會就此對銀行進行考核。若發生風險案件，地方銀監局會派人到現場調查，情節嚴重的則要求更換高管。”

　　據悉，目前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主任為孫希榮，上任至今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說，2012年初，該農信社更換了主任。對於千萬元存款“失蹤”的事件，孫希榮對記者避而不談。

　　案件移交公安懸而未決

　　2012年2月8日，張杰的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在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張杰的代理律師鮑家振說，“當天，對方律師稱鄭保新精神異常，而且李娜、韓磊等關鍵人物都沒有出庭。不過，庭上，被告(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對原告(張杰)沒有收到過附卡的事實表示無異議﹔對200萬元存款由被告支付給韓磊等人的事實也無異議。但最終沒有宣判。”

　　“法院遲遲不出判決結果，之后也沒有再開過庭。”鮑家振闡述道“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35條規定，人民法院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6個月內審結。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批准，可以延長6個月﹔還需要延長的，需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批准。所以，我建議張杰提出判決申請。”

　　2012年12月26日，張杰向淄博市人民法院申請“依法對本案進行裁決”。但出乎意料的是，2013年1月11日，張杰收到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通知，被告知“山東省高青縣公安局已於2012年7月2日以張杰合同詐騙為由立案偵查。”因此，法院將該案件移送給高青縣公安局。

　　“這顯然是農信社去公安局報了案。詐騙屬於刑事案件，按照我國經濟審判中‘先刑后民’的原則，就需要公安機關先調查取証給予偵查結果，然后法院才能去審判張杰的民事訴訟。”一位處理經濟案件的資深律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分析稱。

　　該律師還坦言“銀行採取緩兵之計的情況很常見，如此一來，法院的審判就不受法律審限期的限制，案子可以遙遙無期。還有種情況就是，銀行把責任歸咎於涉案員工，那麼即便是案子判下來，也可以和自身撇清關系，免去額外賠償的責任。”

　　在電話採訪中，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副主任王玉華堅稱，張杰等人儲蓄資金“被轉賬”和該信用社無關，很可能是儲戶合同詐騙。“我相信公安機關3個月后會有一個調查結果。”

　　除張杰外，王心波也起訴了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我是10個月前起訴的，2012年11月8日在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至今沒有判決。不過，我的案子還沒有移交公安局。”

　　“我還沒有起訴，但咨詢過律師和銀監部門的朋友。”毛先生說，“現在維權無門啊，300萬不是個小數字。我隻有先觀望張杰他們的審判結果再做打算。”

　　“之前我要求法院盡快判決，現在我要求公安局拿出調查結果，哪怕是我詐騙的証據。前不久，公安局僅例行公事地來問了我一些情況，之后沒拘留我也沒再找過我。這件事明明我是受害人，在他們(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沒有充足証據的情況下，變成我詐騙了。實在無法理解！”張杰十分無奈地說。

　　截至記者發稿，高青縣公安局並未透露案件具體情況，僅表示“案件目前正處於偵查階段。”

　　對於此案進展，本報將進一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