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观察：美国危机应对政策给中国哪些启示？

经济与市场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宏观政策该如何精准落实中央多次强调的“适应新常态”？有哪些着重点不可忽视？在这当中，美国量化宽松的推出与退出对我国宏观政策选择的精准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增长一度陷入“双底式”衰退，但受限于税基原因、削减赤字压力和债务违约的风险，美国不能通过大规模发债来为政府筹资，进而严重收窄了美国利用财政政策应对危机的操作空间。与此同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如降息和扩大基础货币发行量等措施也难奏其效：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即便名义利息降到零，实际利率也仍然为正数，从而影响了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预期，出现总产出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导致经济陷入广义的流动性陷阱。

两难的局面之下，量化宽松作为“单腿”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或“无奈”或精心的选择下应运而生，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曾多次强调，在零利率或超低利率背景下，依然可以通过资产购买、降低中长期实际利率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紧缩；可以通过承诺机制、资产负债表扩张机制和资产负债表结构改变机制以刺激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爆发6年来，美联储共进行了三轮QE，总计资产购买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升至4.5万亿美元，为市场注入了巨大流动性。

随着量化宽松这一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精准发力，美国实现了经济增长加速、失业率显著下降、美元企稳爬升，股市也迎来新一轮牛市。而在美国认为自身劳动力市场前景出现“显著改善”，同时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有了显著的潜在力量”的前提下，美国又适时地选择结束第三轮QE。2014年10月，美联储正式宣布结束QE3。

美国QE的落幕，标志着全球各国已经从非常规危机管理开始转向常规的宏观管理，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全面展开，世界经济复苏开始走向非线性之路。

在经济与市场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个主要国家的“国内”货币政策往往会造成“外溢式”的全球化影响。美国量化宽松的推出与退出对于我们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主要可借鉴之处有三：

一是货币政策的发力点最终要定向在实体经济上。美国多轮量化宽松为其实体经济复苏提供了充裕的市场流动性，如何实现大量、有效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发挥其对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就业、物价的正向作用，是新常态下中国宏观政策选择的一个重要命题。

未来，中国应继续以调控总量为主，实施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关键的是，要实现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在保持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注重推动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定向支持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这一过程中的精准性，则体现在对相关情况的“细分”上：如对于市场前景较好但过于分散的，可以通过并购进行行业整合，并向这些并购提供金融支持；对于市场供给确实严重过剩且环保不达标的，要倒闭、退市，对形成的不良贷款要允许核销；而对于那些国内产能过剩但其他国家需要的，要鼓励“走出去”，加大对其的外汇贷款、债券融资等支持力度。此外，对于需要定点支持的领域，可以通过定向降准和债券融资等方式，扶持其发展。比如“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和企业技术改造等，都需要货币政策的定向发力、定点支持。

二是推动本币国际化可以倍增货币政策的效力。尽管自称是“国内”政策，但由于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却往往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如改变国际金融、商品市场流动性供求格局、促使国际投资者调整资产组合、引起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出等，可见其货币政策因其本币的充分国际化而效力倍增。因此，中国在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同时，还要战略性的、有序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拓展货币政策效用的广度和深度。

自2009年7月中国国务院批准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人民币国际化业启程。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常用支付货币与储备货币。有学者预测，未来五年内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驾马车”的格局。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必须忍受巨额贸易逆差，才能持续对外输送美元流动性，所以应当正确理解贸易差额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明确中国当前的战略重点不是要变顺差为逆差，而是要致力于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

在这样的前景下，巩固扎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币值，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机遇，持续深入与各经济体的经济贸易联系，开展一定规模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助人民币对外投资和信贷的大幅增长，进行中央银行之间的广泛协调合作，最终实现金融交易和贸易结算的“双轮驱动”，才是政策选择的精准性所在。

三是打好政策“组合拳”才能获得最佳效果。美国的量化宽松仅仅是其宏观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推出多轮QE的同时，也打出了多策并举的“组合拳”，且“拳拳见肉”，全方位的拉升了经济复苏。

此套“组合拳”主要体现为：在实体经济上，实施“回归制造业”计划，不愿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在国际金融治理上，牵头成立“C6俱乐部”，推动货币互换网络，意图构建国际货币政策的“大西洋体系”，扮演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在贸易安排上，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三大区域贸易谈判，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

新常态下，宏观政策的综合效应，应该是中国在进行选择时必须要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技术创新拓展期、全球化红利递减期和增长模式调整期，中国原有的依附于全球失衡的增长模式、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模式以及与世界既有利益格局相协调的产业模式及其背后的政策支撑，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具体以货币政策为例，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监管重在强化存量管理，因此流量操作不宜太紧，货币供应、贷款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额等目标的确定也不宜进行简单的数量管理。借鉴美国的 “去杠杆化”尝试，中国实施区域目标管理和弹性管理尚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以此判断，“全面综合改革”、“强度监管”、“中性货币定位”以及“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的搭配，可能是货币政策未来一种恰当的组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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