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場確立運行邊界 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每年的全國兩會，總是寄托著中國百姓的期待。在新一屆政府即將組建的時刻，百姓最關心什麼？吃得能安全些，看病能方便些便宜些，房價能穩定些，養老憂慮能減輕些，空氣質量能改善些，社會分配差距能縮小些，防范腐敗能更有效些，城鎮化建設能協調些……本報今起推出“兩會特別報道·我們的期待”，傳遞代表委員們的聲音，發送讀者關注的信息。編者

　　“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脆弱性，不僅體現在職工養老保險現存的種種弊病和潛在的支付危機中，也體現在整個養老保障體系結構的不平衡上。”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鄭惠強此次赴會帶來了一份養老保障制度結構性改革建議。他認為，政府、市場隻有確定運行邊界，各自承擔起養老責任，形成基本養老保險為基礎，職業性養老保險、商業性養老保險協同發展的體系結構，才能解決現有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曾希望通過“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中人選辦法”的方式來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使原有的“國家保障”向“社會保障”演進：1991年6月，《關於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發布，確定社會養老保險費用由國家、企業、職工三方共同籌資，形成“基本養老金+企業補充養老金+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三支柱模式。此后，企業人員的養老被推向社會，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仍由財政承擔，“雙軌制”自此開始。

　　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目標漸漸出現了偏離，養老金仍然“獨臂擎天”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基本養老金成為退休金的唯一來源。根據2010年底的數據，我國的養老支出中，社保支出佔89.5%，約2萬多億元總資產，企業年金佔到10.5%，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的比例微乎其微。而在美國，政府強制性養老金計劃以社會保障稅形式收取，全國統籌，以社會安定金形式向所有退休人員支付。根據美國社會安全金管理局的統計數據，社安金約佔退休人員收入的40%﹔其余部分由雇主養老金計劃和個人養老金儲蓄計劃支持，前者由雇主和雇員協商確定待遇標准，由稅收優惠支持，后者採取完全自願原則。

　　完全由政府組織實施養老金，很容易衍生出養老金的公平之爭。比如，目下日趨激烈的養老金雙軌制為什麼事業單位和企業養老金標准不一樣？鄭惠強認為，解決當下的“不公平”之爭要從改革養老金結構入手，首先必須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運行邊界，各自在最有效率的領域發揮作用政府保基本，市場管彈性，“政府在養老保障制度中的主要責任應當是推動立法、財政支持、監督管理。在轉型期，政府還應承擔制度轉軌的特殊成本。”

　　鄭惠強認為，應該把“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盡快獨立出來，“理想的狀態是，企業、個人負擔40%—50%，余下的由政府兜底。這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但要有時間表。”

　　“按照目前情況，讓政府直接做減法很難。”目前，中國養老保險構成中，企業繳納比例為個人工資總額的20%左右，個人繳納比例為8%這個比例相當高，雇用一個月薪3000元的工人，企業要繳納養老金600元。而2013年1月，美國國稅局要求企業雇主今年須扣除的員工社會保障稅稅率為6.2%這為企業繳納雇主養老金計劃留出了空間。鄭惠強認為，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要與國情國力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合理界定政府、雇主和個人在養老保障體系中的責任，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金計劃，按照養老保險的不同類型確定資金來源和保障方式，充分調動雇主和個人參與的積極性。

　　他建議，在現階段乃至未來一定時期，政府對養老保障制度建設需要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更多的財力投入和更全面的制度建設，同時通過承擔整個社會保險機構的運行和管理經費以及最終彌補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分擔職工的養老保險責任。雇主作為職業性養老保險的主體，必須通過激勵性制度安排，引導其自主建立職業性養老保險，體現雇主對雇員“忠實服務的回報”。勞動者和其他社會成員應在積極爭取社會福利權益的基礎上，制定個人風險管理計劃，根據自身情況購買商業性養老保險，作為社會養老保險的必要補充，體現對自己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