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討論此起彼伏,社會各界對此多有討論。但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大家關注不多。經過分析可知,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人民幣升值,但長期來看,兩者相關性有限,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根本因素仍然是我國貿易結構與經濟基本面狀況。
短期內,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升值有一定相關性。我們先看兩個時期的市場情況。一是10月份以來的行情,今年10月9日人民銀行與歐洲央行簽署了規模3500億美元的中歐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在央行宣布后的第一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在經歷了4個月的橫盤后升值0.21%,突破6.11關口,創下2013年內單日最大升值幅度。另一個是去年上半年,人民幣出現階段性貶值,連續12日“跌停”。同期,香港人民幣存款出現連續下降,從2011年11月的6273.02億元人民幣降至2012年4月份的5523.72億元人民幣。因此,人民幣階段性貶值在短期內會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則有助於增強投資者信心,推動人民幣升值,兩者之間有一定相關性。
但長期來看,兩者關聯性並不大。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以下幾個基本條件,並非依靠人民幣升值就行:第一,經濟規模名列前茅,國家信用等級高,經濟穩定,必須取得國際投資者信任。第二,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中佔重要比重,國際結算需求大。第三,金融市場繁榮、穩定。金融衍生工具和結構性產品豐富,並且金融體制相對健全和完善。國際投資者有豐富的人民幣標價資產可供選擇以及高效暢通的渠道。因此,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是拓展金融市場深度與廣度,而非依賴人民幣升值。
同時,人民幣長時期處於升值區間可以從三個層面解釋。首先,從進出口貿易來看,順差國的貨幣有升值需求。根據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一國不可能同時滿足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以及資本自由流動三大目標。盡管我國目前尚未完全放開資本項目管制,但貿易項下持續順差導致了類似的結果。如果要維持幣值穩定,央行需要大量回收外幣,被動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當央行更想保証政策獨立性時,就需要容許匯率一定程度的升值。我國長期保持貿易項下順差國地位,企業長期維持淨結匯需求。外管局數據顯示,今年1-9月銀行代客累計結匯13274億美元,累計售匯10548億美元,累計結售匯順差2726億美元。第二,根據利率平價理論,高利率貨幣的即期匯率有升值傾向。由於美國經過幾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元流動性泛濫,加上美聯儲、歐央行維持低利率政策,美元、歐元的收益率比較低。而我國資金面仍然偏緊,市場利率高於歐美水平。息差套利吸引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賣出外幣。第三,國際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將自己大量貿易逆差歸咎於人民幣被低估,並以此作為談判籌碼換取其他方面的好處。
因此,從形成原因上講,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升值沒有直接的聯系。但間接來看,兩者都受到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如果國際投資者看好我國長期經濟增長前景,即便短期內出現匯率利空因素,國際投資者仍然願意持有人民幣作為長期儲備貨幣,或者結算貨幣。如果我國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不僅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會造成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的悲觀預期,人民幣貶值在所難免。日元當年的情況便是如此,上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迅速崛起,日元國際化快速推進,同時日元大幅升值,撇開“廣場協議”的影響,日元仍有升值壓力。但是上世紀90年中后期,日本經濟出現衰退,日元匯率進入寬幅震蕩行情,但是日元國際化迅速退步,日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以及國際儲備的水平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
綜上,我們要正確認識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升值的關系,人民幣國際化並非簡單建立在人民幣升值基礎上,而人民幣的幣值能否穩定更多依賴於經濟基本面的發展狀況。
(來源:中國証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