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镛：亚洲国家均面临收入不平等问题

人民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吕骞）国际金融论坛（IFF）第九届全球年会于今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主题为：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与全球金融改革。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在“中国收入分配症结与出路”专题会议中表示，公平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亚洲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样的因素可能一方面促进了亚洲的快速发展，可能也造成了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崛起。

李昌镛表示，现在公平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亚洲共同面临的问题，印度现在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性问题，但和拉美相比，我们的收入不平等性要低得多。

李昌镛介绍，同样的因素可能一方面促进了亚洲的快速发展，但是同样的因素也可能造成了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崛起。比如大家最近可以看到技术方面的进展，肯定是比较热衷于追踪资本的，而且对于教育比较高的人是比较有利的。比如现在你要到现代汽车，或者其他的一些制造业，你只能看到的是一些机械，而不是人了。所以，IT技术可以说是受益的是那些真正高教育水平的，比如使用电脑比较精通的人，可以说，使一些低端的工作不需要了，很多人开始下岗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技术对那些资本密集和对高精的人才有好处的。

李昌镛还表示，全球化贸易对于沿海地区，肯定带来很多好处，尤其是和内陆相比，也造成区域的不平等。

以下是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可以说，我听了介绍之后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李先生的全面介绍当中学到了很多，而且他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我都是非常赞同的。亚行也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亚洲的平等性的崛起，实际上是在4月份，我们进行了研究，结果和您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而且我也想说几点。

第一，现在公平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亚洲共同面临的问题。印度现在也面临着亚洲的收入不平等性研究。韩国也是一个例子，和70年代不一样，70年代亚洲增长速度比较快，在70年代的时候，一方面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平等性有所改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扶贫得到了很好的进展，而且经济增长比较快，但是收入不平等性开始出现了，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可以说，和拉美来讲，也比较类似。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增长比较低，而且他们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在最近十年来讲，也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大宗商品的繁荣，再加上一些有利的政策，拉美开始改进他们的收入的不平等性，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和拉美相比，我们的收入不平等性要低得多。但是恶化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是让我们担心的，恶化的速度让我们担心。所以我第一个评论，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这种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对于整个亚洲来讲都是共同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面临全球化，而且越来越依赖于出口发展我们的经济，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共性的问题。

第二，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李先生也说了我们实际上有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解决起来还是很难的。我听起来好象很悲观，但是，比如说在亚洲扶贫方面，我们确实做得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经济增速比较高，而且扶贫，消除贫困速度，确实我们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是最后收入的不平等性有点难解决。我们认为，同样的因素可能一方面促进了亚洲的快速发展，但是同样的因素也可能造成了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崛起。比如大家最近可以看到技术方面的进展，大家可以看到，技术的进展肯定是比较热衷于追踪资本的，而且对于教育比较高的人是比较好的。比如70年代的时候，我是出生在韩国，比如我要是到造船行业，比如我要到汽车行业，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重工业，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到现代汽车，或者其他的一些制造业，你只能看到的是一些机械，而不是人了。所以，IT技术可以说是受益的是那些真正高教育水平的，比如使用电脑比较精通的人，可以说，使一些低端的工作不需要了，很多人开始下岗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技术对那些资本密集和对高精的人才有好处的。

我们现在从全球化的趋势、全球的贸易可以看到，对于沿海地区，肯定带来很多好处，尤其是和内陆相比，也造成区域的不平等。可以说在过去，我们看到扶贫、经济增长确实是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技术进步也造成了这种收入的不平等性。我们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技术进步我们也要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收入不平等性在增加，因为他们会说，这个不平等性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从农业部门转到城市地区的话，在发展的过渡期，这种不平等性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很多人说它有一些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不公平，实际上可能是机会不公平就会比较糟糕了。这种区别实际上在很多经济体都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如果你要和那些非经济学家来讲，他们不这么认为。

比如说，这些IT技术的传播，人们现在都更多地结识彼此，收入不平等，人们对于他们吃多少面包已经不满意了，他们看到别人有什么，所以对于这种收入不平等性，大家越来越关注了。因为有了IT以后，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可能就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且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讲，可能会带来这些问题。所以亚行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是一种新的挑战。你也说一些收入分配的政策、养老金、社会福利以及提高治理，你说的这些解决方案，比如说消除一些劳动力的成本不一致性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里面我要和你分享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看一下收入不平等性的话，你要看一下税前和税后，比如说亚洲和OECD国家，这个收入的不平等性在OECD更低一些，在OECD它的基尼系数，税后的。但是要在税前收入分配的话，OECD国家收入差距要大得多。所以，在税前，OECD的基尼系数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税前、税后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们是要促进这种竞争，来确保人们能赚更多的钱，让这些人通过竞争增加收入。但是这样的话会造成社会融合的问题，这样的话政府就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可能也不见得会降低这种收入的不平等性。再分配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我有两个担心：第一，在亚洲，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收入的不平等性实际上是政策要解决的一个目标之一。汤敏也说了，增长速度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担保，再分配能够考虑到成本，而且还有财政的可持续性。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OECD国家实际上有一些税收收入是占了20%以上，也就是说他们的税收收入，很多人觉得太高了。另外一方面来讲，在亚洲，包括中国本身，就个人所得税，可能低于15%以下，有些国家甚至低于10%以下，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就很难进行重新的再分配、企业的收入所得税。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个人收入所得税，你需要间接性的税率，我觉得从长期角度是一个正确的趋势。如果是短期，你想进行税收的间接性的税率，你要看一下边际税率在亚洲，你要再和一些OECD国家相比，是具有可比性的。但是另一方面，税收收入在亚洲比较低。我不仅仅指的是中国，在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在收税方面是有关的，可能和治理有关。所以是很难征税的。也就是说你的初衷是好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税收系统，是渐进性的，但是你要有收集数据的，还有税收系统性、透明性、治理方面是一个问题。

所以，短期来讲，如果你要想采取这种渐进性的税率，是否能够真正产生直接的税收收入，能够支持解决的问题，长期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短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亚行，我们建议的就是说，当然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也正在讨论，还没有最终达成结论。就是不仅仅关注税收的渐进性在这个过渡期，也许我们要把税收和支出结合起来，比如对于分配，就像您说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是很重要的。前面发言人也说了，比如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都是很重要的。确实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税收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看一下增加值，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而且你收起来可能也容易一些。从支出层面上，你可以结合起来，就是增值税，而且在这个收入能够更多地关注于，比如说支出方面，这样可以消除地域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增加宽带的基础设施，这样也可以提高人们的上网性，而且可以更多地征高收入的家庭的税。而且，我们可以对增值税方面，可以用一种有的放矢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我知道这种渐进性的税率从长期是比较好的，但是不仅仅从短期来讲可以考虑一下。

加强我们的收税的能力之前我们可以考虑这么做，当然我们在亚洲地区可以增强这种收税体系。但是在过渡期，我们可以把税收和支出方面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可以同时推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