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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新一轮改革措施将逐步推出。总结30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和教训，审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一方面，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政企不分的现象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仍然过多，政府及其部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还在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包办代替企业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经济管理方式方法亟待改变；一些政府部门权责脱节、有权无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有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不高；一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比较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
概而言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协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越位”，即管了不该管的，二是“缺位”，即该管的没管或者没管好。
“越位”的问题近年似乎越发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追求GDP和财税增长，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土地、财税方面的优惠政策，直接干预企业微观活动；一些地方为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还不当干预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一些地方为了本地区企业的发展，还采取不少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如此等等。
由于一些资源垄断现象的存在，当前政府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对市场干预能力在增强，不当干预行为所产生的扭曲风险在加大。
首先，政府对市场介入过多，会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政府的博弈中去。倘若企业躺在被保护的“温床”上、钟情于政商关系的博弈，势必会失去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对本地企业的过度倾斜，还使得市场人为割裂，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资源配置难以优化。
其次，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可能产生巨大的债务和金融风险。目前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凭借财政资金、政府信用、金融支持以及土地的级差地租，资金的杠杆效应日益强大。一旦项目无法产生预期效益，将给本已沉重的地方债务雪上加霜，加剧金融系统风险。
最后，我国企业发展已经由追随、模仿阶段向赶超、创新阶段转变，已往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在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行业和企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现象。如果说在模仿阶段，政府部门大致可以掌握行业发展的趋势和技术路线，国有资本投入钢铁、纺织等传统行业，产生的风险并不大的话，那么在新经济领域，政府贸然介入和干预，可能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近年的实践可以看出，管制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国际竞争力往往越强。以互联网这一准入门槛较低、管制较少的行业为例，我国互联网企业在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与国外差距甚微。不仅如此，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还在不断向零售业、金融业渗透，并向传统零售业和金融业发起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政策，全球经济复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有形之手”不能替代“无形之手”。实践证明，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对微观经济的过度管制不仅会降低微观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可能还给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
当然，对“缺位”问题我们也不容忽视。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管理等市场监督方面，“缺位”问题还比较突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缺位”严重动摇了消费者信心，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动力，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我国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只有同时解决好了“越位”和“缺位”的问题，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才会更有效率，经济发展的步伐才会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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