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1年底我国人均养老金储备只有2600余元【2】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内部赡养比为3∶1，而江苏、浙江等较发达省份，实际赡养比不到2∶1，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部分地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危机二：出生人口减少。1980年—2009年间，中国少生育4亿多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下降到12‰左右。如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未来在老龄人口峰值期，劳动人口将陷入“背两个孩子、养一个老人和扶一个贫困者”的境地，且“用工荒”愈演愈烈，高昂的老年护理和医疗费用将成为老年人背负的两座大山。

　　——危机三：低收入人群比重过大。国家统计局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户均储蓄存款为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中69.4%；基尼系数约为0.48——在贫困人群比重大、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缺乏增值渠道、养老资产不足等条件下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等待供养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很多穷人。

　　——危机四：失业人口占比大。到2030年，中国还将有9亿劳动人口，如果届时真实失业率为5%，则实际就业人口即减少4500万，随之老年赡养能力下降。　

　　——危机五：退休年龄偏低。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67岁，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45岁(艰苦岗位)、50岁—55岁(女性)、60岁(男性)，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为55岁，法定退休年龄过早，再加上提前退休问题，使老年赡养比降至不足2∶1，应该考虑“小步走”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国内外经验表明，老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让老年人拥有资产和购买力，让青年人拥有人力资本和生产力。只要老年人埋单，企业就有订单，青年人就有就业岗位。这需要在改革中向老年人口要红利。

　　如图2数据显示，由于我国教育成本和结婚购房消费高，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趋低，与老年社会发展对“老龄人口红利”的要求相距甚远。

　　顺利实现劳动力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的对接，一方面，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养老金结构、培育养老资产，在“十二五”期间改变“未富先老”的局面，在“十三五”期间进入“即老即富”的全面小康社会。与此同时，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确保在2030年我国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时，人口结构开始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