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最大印钞机”:100万亿的忧思【2】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货币需求水平不断上升，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平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2012年末，中国M2余额达到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尤其是M2与GDP的比例高达188%，创下历史新高，而同期美国M2与GDP的比例为63%。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然货币严重超发，一些外媒也把“全球最大印钞机”的高帽送给了中国的货币当局。

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流通中的货币量数据可以提供一种参考，但关键还是看物价是否稳定，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否相适应。有论者以为，中国还处于货币化早期的进程当中，与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统计口径有差异，以往很多非市场交易的金融服务类产品开始进入市场，自然需要更多的货币。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说，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要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另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十年间，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化进程，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进出口占到一半以上。而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后，等于向世界发出“向中国搬钱”的集结号。于是，顺差累积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储，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来分享升值的境外货币投机商”百川归海”。在现行外汇体系下，每一美元进入中国，央行都要腾笼换鸟用相应的人民币置换出去。中国特色式的“货币暗流”、“货币侧漏”、“影子银行”和灰色金融等共同作用，使M2偏高成为一个长期的伴生现象。

百万亿的货币洪峰，是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2008年以来的反危机措施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阶段性刺激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药三分毒”，副作用不可避免。五年来累积的信贷投放超过40万亿。信贷一出错，必然会扭曲经济行为，并且这中间的累积效应具有滞后性和突变性。因此，从本源上来看，“货币超发”背后，是经济金融的结构性失衡和金融体系发展滞后。

中国货币化过程存在着与其他国家迥异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基础，在政府主导要素货币化分配的背景下，社会融资大部分来自银行。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抑制和利率管制长期存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即将撤销的铁道部，负债超过2万亿，但靠其自身的运营，正常付息都不可能。类似的高垄断、低效率的国有资本这才是冰山一角，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而信贷在低效国有资本的过度堆积，则是助推通胀的重要诱因。对于本届政府来说，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垄断，纠正银行体系为垄断性央企过度背书、国家刚性支付和“硬担保”的迷信，更多地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促进推进利率市场化，让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负营亏的市场主体。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多重变量同时作用的复杂时期，探讨货币超发问题，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形成机制。虽然数字上CPI在低位匍匐，但百姓感同身受的真实通货膨胀率要远比公布的数据高。如果对通胀不加以警惕，基于高能货币堆积的物价水平迟早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刻舟求剑式地把中国特色的CPI与农产品捆绑，CPI上去了，动辄归罪于“猪拱的”，回避背后的货币因素，那要么是把公众当成“二师兄”，要么自己潜移默化不知不觉成了“二师兄”。维护币值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基础，货币超发开始的时候给每个人像“灌了蜜糖似的”，但通胀本质是一剂涂有糖衣的甜蜜毒药，它扭曲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货币超发自然地拉大贫富差距，恶化收入分配。而更大的危害在于当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背离（如人民币的外升内贬），还可能为货币投机提供了巨大空间，随着人民币互换协议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将布满“陷阱”。就此而言，通胀问题的累积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物价问题，而是深层次的金融的系统性安全问题，必须高度警惕，严防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