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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经济体制改革解读: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姚冬琴 王红茹 李勇 马玉忠

2013年11月19日08:02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媒体解读政府VS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政府VS市场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王红茹 李勇 马玉忠|北京、山东、黑龙江报道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对于如何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旧体制下政府无所不管,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政府,看起来什么都管,实际上不可能管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可以办的,应该由市场去办;社会组织可以办好的,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只有市场和社会组织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应插手,也就是要建成所谓的“有限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被学界形象地解读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早在2001年5月,在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论坛上,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就明确提出,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更多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他说,建设“有限政府”,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高效”,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府的服务功能,特别是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做客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时,再度提到“有限政府”概念。当时他表示,浙江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

  “我们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浙江过去有3000多项政府审批,减少到现在只有800多项,成为全国简化审批手续比较少的一个省。我们还通过机关效能建设,使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审批项目减少了,政府腾出更多的精力抓服务,市场的这只手壮大了,政府也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当时,习近平用浙江实践案例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了解释和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专家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借此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三大关系。但这一改革依然艰难,因为这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

  行政审批是改革“枢纽”

  自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行政审批目录从2001年的4300多项,精简至新一届政府上任时的1700多项。李克强总理表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今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任务已完成大半。但越往后,剩下的越是“硬骨头”。

  行政审批改革被各界寄予厚望。“通过这个突破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其内容主要是理顺三个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两项优化: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流程、编制的优化,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管理机制的优化。”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浦劬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发挥市场的活力、社会的活力,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不能再依靠过去出大力、流大汗,靠控制、垄断得来的增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说。

  多位专家特别强调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为下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奠定重要的基础。它将会是一个“枢纽”,通过它来衔接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实现中国全面、稳定、协调的改革,这具有空前意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出现过的。

  经济转型倒逼行政审批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奇迹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而目前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职责边界不清晰,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具体表现为前置审批过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行政性垄断过多等,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活力。”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央编办”)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简政放权,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可以使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拥有生产经营活动的“拍板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使改革红利真正释放,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过去30多年,行政改革成绩很大。 但是,政府在管理运行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比如行政审批面过宽、审批事项过多、大量的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很大。行政审批就变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怪胎,成了腐败的温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今后一段时间,这个“怪胎”是改革的重头戏。

  政府简政放权: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

  今年以来,国务院已经分四批,取消、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事项。从具体项目看,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投资审批事项;二是涉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的事项;三是涉及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资质资格许可认定的事项;四是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五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当前需要抓好四项主要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摸底核实,汇总形成中央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把这些项目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让全社会监督。这是推进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起点。第二项任务是取消、下放审批事项 。第三项任务是将各部门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公开信息、规范行为、优化流程、提高效率。第四项任务是严控新增审批事项,防止这边减那边增,按下葫芦浮起瓢。

  “过去,我们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更习惯于从入口进行管理,达不到最低标准,就不让你干。比如,注册企业,必须有最低注册资本。这样就会阻碍整个社会的活力。这次改革,政府的思路倒过来了,你能干,我鼓励你去干。但是,在你干的过程中,我要加强标准的制定、过程的监控、结果的监控。这就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挑战。偷懒的人更愿意从进口进行管理,设置门槛,放进来了就不管了。”董克用说。

  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这意味着,申请公司将不再有资金限制。

  “政府简政放权,除了向市场放权,还有很重要一项就是向社会放权。”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王浦劬刚刚参加完财政部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研讨。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审批权倒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政府更多地通过市场方式,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这样一种机制,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王浦劬说,过去,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只有两个主体:一是政府,身兼三种角色,即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生产者和监管者;另一个主体则是公共服务的享有者——民众。“改革将使得这一过程从两个主体变为三到四个主体,导入市场机制。公共服务的生产交给符合资质的社会力量,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和评估机构。”王浦劬说。

  9月30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央政府简政放权思路的延伸,即“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

  减少投资审批是目前的重点

  16609亿元,这是2012年全国政府非税收入的数额。这个数字或可间接反映出行政审批改革之难。政府非税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

  有人认为,如此规模的行政审批、收费体系,其治理难度并不仅仅在于名目多、总额大、范围广等静态表征,相比之下,由于政府定位不准、职能不清而引致的、较为普遍的产权含糊才是最为棘手之处。

  “我们大量的政府部门似乎认为通过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收费才能体现出来它的权力。我的审批事项越多、许可项目越多、收费项目越多,我这个部门就很强势,就很牛。所以,要削减其行政审批权,涉及到收费,涉及既得利益,阻力会很大。”汪玉凯说。

  一位曾参与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相关研讨的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研讨的过程中,对于评比表彰项目,很多专家认为,绝大部分都要取消。“评比表彰是工作中的一个抓手,但不应该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比如城市绿化率,重要的不是表彰达标的,而是应该抓不达标,研究为什么没达标。”“有的政府机构,一年就一个主要任务,评比一个奖项,那干脆不要评比了,这个政府机构也不要设了。专家这样建议,但是推动改革比较难。”

  减少投资审批是目前行政审批改革的重点。“对于发改委来说,这就触到改革的核心问题了。因为发改委职能中很多就是宏观调控、对产业布局和生产能力的调控。”董克用说,我国目前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正可以说明过去的调控手段应该改变。

  中央编办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经过前几轮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剩下的就是“硬骨头”了,今后工作难度会很大。“我们准备公开现有审批事项‘总清单’、公开每一批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公开保留的审批事项和流程,还要公开监督和举报方式,全天候接受群众的投诉举报。”该负责人说。

  在地方上,企业常常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立项审批。“现在涉及到建设的都要到市发改局立项。修路也要立项,盖工厂也要立项。我们这里有个企业一年多了都没有审批下来。立项下不来,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没法做,没有环评和立项的手续,土地证办不了。审批是一环扣一环的。”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书武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王书武告诉记者,房地产项目超过五万平方公里就需要到威海市发改局立项,有些企业为了就近在文登市(威海下辖县级市,南海新区所在地)立项,会采取一个项目分成两期报的形式。

  “另外,像一些重大的化工项目,都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往往都需要国家立项、省级立项,环评手续需要上报,这样的项目是很难下放的。这一块还是很难做到审批有效率,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王书武说,自己有个疑问,“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立项是为了对行业进行统筹、规划、控制,对项目的可行性做研究报告,来认证这个项目将来的损益程度和市场前景等等。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有一些项目是属于竞争领域的,立项究竟有多大意义?”

  在汪玉凯看来,行政审批改革还有另外两个“硬骨头”要啃。第一,政府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不仅仅要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而且要将更多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二,中央决定要下放权力,地方政府不能截留,要保证完整地下放下去。“中央和地方确实有一些事权、财权划分不合理的地方,就要重新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也是博弈的过程。”汪玉凯说。

  地方政府要抓好“接、放、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地方政府也在同步推进。

  11月1日,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整篇文章做好,更多释放市场活力,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李克强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抓好“接、放、管”。接,就是接好中央下放的审批事项。中央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市场、社会,不得截留。放,就是把地方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特别是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应一律取消,决不能打“小算盘”、搞“小九九”,防止“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管,就是把该管的管起来、管到位。在减少事前审批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监管行为,克服随意性,着力构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火”起来。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改革要协调联动。应当说,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改革更具体、更现实,也更需要落实,因为大量的审批权以及不叫‘审批权’的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都掌握在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在基层政府手上。”王浦劬说。

  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佛山市市长刘悦伦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佛山现在推行网上审批,要求今年年底90%以上要实现网上审批。我们现在甚至在进行‘行政终端机’的试点,市民或企业要办任何事情,都不用去现场,不用与办事员见面,直接通过终端机进行办理,这不仅大幅度地缩短了时间,而且,减少了腐败,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与办事员面对面。”

  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则把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当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抓手。“行政审批改革重要的一项是集中行政审批权。以前一个局往往有三到四个科室在从事行政审批事项,现在集中到一个科室,成立行政许可科,其他一些科室主要做事后监管,做到批管分离。行政许可科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王书武告诉记者。

  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简政放权已经推行到基层乡镇。去年10月,该市部署了“强镇扩权”改革工作。

  “‘强镇扩权’也是一种放权,把原先在市里、区县的部分职能下放,扩大乡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激发乡镇经济发展活力。”七台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郑福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七台河,“强镇扩权”改革已经成效初显,一批乡镇产业园区兴建,乡镇领导也转变了发展思路,主动为投资者办理各项上项目手续。“‘强镇扩权’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式,是简政放权向乡镇基层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切实解决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七台河市农业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简政放权不能一放了之

  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后,国务院各部门纷纷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成效正在显现。

  以证监会为例,在10月25日的证监会新闻例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一口气通报4家上市公司被派出机构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证监会的安排,行政处罚权下放在10月1日正式开始实行。记者注意到,在10月份,关于上市公司被地方证监局出具行政处罚和责令整改的公告已有26则。而在此前的9月份和8月份分别只有12则和16则。

  “这表明处罚权下放后,派出机构的执法效力开始显现。”一位券商人士告诉记者,地方证监局相对于证监会而言,在地方深耕,对地方资本市场情况更为接近和熟悉,发现问题方面占有优势,再加上证监会行政处罚委、稽查总队、稽查局毕竟人数有限,处罚权的下放对于监管而言是好事。

  不过,行政处罚权下放之后,派出机构能否肩负起责任也是市场人士担忧的一点。其中地方保护主义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

  “毕竟地方证监局一般是局级单位,面对地方一些国企或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大企业,执法会不会受干扰,也值得关注。”这位券商人士说。

  北京一位经常代理经济案件的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由证监会负责处罚的案例尚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到证监局一级就更容易受干扰了。难免有派出机构在执法中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

  不过这一次的简政放权,证监会也做足了准备。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案件实行备案制度,所有案件必须报证监会相关部门备案,负责备案的部门将适用统一的标准对每一个案件的主要事实、事实定性、责任区分、量罚的适当性、审理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复核。派出机构对认定或处理意见进行重大调整的,必须再次备案。同时,为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等风险,专门确立了案件提审和指定管辖制度,证监会相关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审理原由派出机构审理的案件,也可以指定其他派出机构进行异地审理。

  “虽然是简政放权,但不会一放了之。”这位负责人表示,对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将成为会机关相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同时,行使处罚权的工作也是对派出机构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放权,而是放权和新型方式管理的有效结合。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进行事先管理的权力放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了,同时,强化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事务的事中管理即过程管理、事后管理即绩效管理。”王浦劬分析认为。

  “过去,我们改革更多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集中在发展市场上。但是,现在为什么企业仍然发展不力呢,有些问题不在企业,而在公共领域,需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我认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点将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到公共领域的改革。”董克用说。

  汪玉凯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三中全会以后,财税制度的改革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常规转移支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下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汪玉凯说。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摘要

  李克强:

  简政放权要一抓到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部署了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经过各方面努力,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天然气价格改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困难群体社会救助等重点改革已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其他涉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重点改革也在积极推进。总的看,今年的改革进展是顺利的,对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要一手抓已确定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一手抓今后尤其是明年重点改革任务的谋划。要认真检查今年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努力使各项改革逐一落地、逐见成效。特别是对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推进营改增、减免小微企业税费、盘活财政和货币资金存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业和农村领域的改革,扩大开放、推进自贸区建设的改革,健全大气污染治理和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等民生方面的改革,都要以坚定的决心和韧劲,毫不放松、一抓到底。同时,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明年工作,认真研究、筹划下一步各项改革任务。对已明确方向的改革任务和已确定的改革项目,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国务院各部门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做答案”,通过抓好今年各项改革,为明年改革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奠定良好基础。

  政府职能:加快转 切实转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 李朴民: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也要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翻烧饼”的问题。所以,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过程中,要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加快配套改革和法治建设,特别是长效机制的建设,在积极有序推进“放”的同时,加强调控监管,切实做到放、管结合,真正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

  湖北省武汉市市长 唐良智:

  放权,涉及到政府部门职能定位、权力利益调整和管理方式改变,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要敢于割自己身上的肉,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不要顾虑放权后部门的地位下降,怕本部门的同志埋怨这个权力在你手上丢掉了,要讲大局、勇担当,敢于冲破部门利益的藩篱。也不要怕放了不好管,要充分运用好市场、社会和基层的自我管理能力。

  陕西省渭南市市长 奚正平:

  简政放权决不是简单的权力挪窝,不是一放了之、撒手不管,而是要更好地监管,管住管好该管的事。为此,我们明确要求市级部门“放权不放责”,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全程监管。

  浙江省德清县县长 胡国荣:

  职权下放,对我们基层一个县来说,除了欢迎,也增加了几分压力,因为扩权也意味着责任更大。首先要把省里下放的审批事项接住接好。在县级层面也要做好“减法”,积极探索提高审批效率的方式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成福:

  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这比事前审批难度大得多。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分析和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规划、标准、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同时强化“放”与“管”,也可以避免我们以前多次出现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现象。“放”是有序地放,“管”是有重点地管,二者有机地结合,确保释放活力与加强监管同步推进。此外,在目前经济平稳发展面临挑战时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审批制度改革,还可以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腐败的机会,进一步释放中国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宋世明:

  简政放权不容易,管住管好更不容易。没有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就容易摁下葫芦起了瓢。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规制领域监管,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优化行政审批程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简言之,需要以顺乎天道、发乎自然的治理之道,达到“四两拨千斤”、“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效果。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定安:

  政府部门把有关管理权力或者事项交给了自己所管的事业单位,而这些单位是在民政部注册的社会组织,名义上是交给了社会组织,实际上还是在自己控制中,是下属机构,造成了社会组织行政化、垄断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二政府”。在这里有一个政事分开的问题,如果搞得好,有可能避免“二政府”。要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孟川瑾:

  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应注意一个问题:职能转变不是“外科手术”,不是把政府不需要的职能或权力直接下放。政府部门还需要考虑,职能和权力下放的同时,社会或者其他第三方组织是否有能力承接?

  改革开放35年来行政体制改革路径

  时间:1982年

  关键词: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当时,政府机构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相适应的问题相当突出。1982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

  主要内容:

  减少副总理人数,设置了国务委员职位,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简调整机构,将98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裁减、合并为52个,同时撤销了大量临时性机构。精干领导班子,紧缩编制。减少部分副职,推进新老干部更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

  时间:1988年

  关键词: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员增效

  背景:

  1988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改革的任务是进一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逐步建立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主要内容:

  撤销或整合计委、经委、机械委等12个部委。分流1982年改革遗留下来的机关超编人员。通过职能调整和人员划转,国务院各部门在原实有5万余人的基础上,减少了1万余人。改革中第一次实行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

  时间:1993年

  关键词:政企分开、理顺关系

  背景: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主要内容:

  转变职能,坚持政企分开。理顺关系。要求理顺国务院部门之间、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划分管理权限。精简机构编制。规范机构类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全国展开。

  时间:1998年

  关键词:机构变动最大、人员精简最多、改革力度最大

  背景:

  党的十五大再次提出了进行机构改革的要求。1998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主要内容:

  调整部门分工,在部门之间划转了100多项职能。精简机构编制,主要是大力精简工业经济部门;对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精简。1999年以后,省级党委、政府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底,市县乡机构改革开始启动。

  时间:2003年

  关键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理顺关系

  背景: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2003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主要内容:

  继续强调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按照政企分开原则,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部门不再承担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根据责任赋予相应的权力;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明确审批范围,减少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等。

  时间:2008年

  关键词:大部制改革

  背景: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2008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主要内容: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时间:2013年

  关键词: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简政放权

  背景:

  党的十八大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2013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主要内容:

  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要求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

  国务院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数量

  2002年11月1日

  取消789项

  2003年2月27日

  取消和调整488项

  2004年5月19日

  取消和调整495项

  2007年10月9日

  取消和调整186项

  2010年7月4日

  取消和下放184项

  2012年9月23日

  取消和调整314项

  2013年5月15日

  取消和下放133项

  2013年7月13日

  取消和下放50项

  2013年9月5日

  取消76项

  2013年9月25日

  取消和下放75项

 

(责编:李海霞、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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