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夫妇在华窃取公民信息被公诉 年入百万美元【2】

　　>>谈收入

　　进行非法调查年入上百万美元

　　根据韩飞龙夫妇的说法，从2003年至案发，他们共做了700余个调查案例，每年的收入在上百万美元，已经记不清非法获取了多少个人信息。由于2009年之前非法获取信息还未入刑，仅从2009年计算，韩飞龙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数百条。

　　韩飞龙的客户广泛，既包括大型在华跨国公司，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涉及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他们所非法获取的信息对象，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涉及16个国家的近千家公司和大量个人。证据显示，德国一家知名汽车公司，曾委托韩调查中国分销商、高管是否有腐败和道德风险。另外，来自美国的钢铁公司、采矿机械公司，德国的电缆公司，英国的发动机公司，丹麦的服装公司，芬兰的空调配件公司，瑞士家具公司，都曾是韩的客户。韩飞龙会随机给每次调查起名字，“蝎子计划”“鹅计划”“马勒计划”“黑刺李计划”等等，但这些名字实际上并无太大意义。

　　>>谈个例

　　声称为GSK中国服务时被欺骗

　　谈起与GSK中国（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合作，韩飞龙有些激动，声调也逐渐升高，“马克锐欺骗了我”。

　　去年4月，GSK中国业务总经理马克锐、法务部总监赵虹燕等高管找到韩飞龙，声称所谓的举报者向中国工商部门和GSK各部门写了匿名举报信，举报GSK中国存在商业贿赂行为，让韩飞龙调查是谁写了匿名信。韩飞龙要求看举报信时，被对方一口回绝。当时GSK的说法是举报内容属于子虚乌有，是一种污蔑，他们不是要韩飞龙调查问题，只需要调查是谁写了匿名信，并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双方最终商定的价格为20余万元，GSK先期支付了10万元定金，这就是被媒体热炒的“蝎子计划”。在此次调查中，韩飞龙以1000元的价格，从蔡某处购买了数条公民个人信息，还未付款就被警方抓获。

　　去年6月份，韩飞龙向GSK中国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写了匿名信，这份调查报告也证实了GSK中国对所谓举报者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随后，韩飞龙终于看到了这封匿名举报信的内容，“很吃惊”。韩飞龙认为举报信的内容很详细，作者的英文应该非常好，不像是一个人所写。韩飞龙告诉记者，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这封举报信肯定是有根据的，“举报的内容应该是真的”。

　　2013年年初，警方在调查临江旅行社资金异常时，发现GSK中国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当年6月，公安部部署长沙、上海、郑州等地警方侦办此案，并于当年6月和7月先后开展抓捕。

　　当年6月，韩飞龙从媒体上得知警方正在调查GSK中国后，开始评估整件事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马克锐欺骗了他，“被利用了”。在看到报道后，他曾经见过马克锐一次，明确告知对方，他不可能再为GSK提供服务。

　　>>谈家庭

　　有童话般爱情鼓励儿子坚强

　　韩飞龙和虞英曾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1979年，韩飞龙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即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当一名英语老师，并在那里认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虞英曾。也是在那时，一名书法老师为他起了“韩飞龙”的中文名，寓意“飞龙在天”，韩姓取自韩非子。后来，韩飞龙还在路透社担任记者，之后在普华永道北京分公司担任商业调查及内部调查部总监。原是北京人的虞英曾是一个下乡知青，后赴美国并入籍，十余年后两人在美国相遇，恋爱结婚，韩飞龙将其形容成一个“童话故事”。据看守所民警介绍，在看守所，两人仍然在互传纸条写情诗。两人的儿子的中文名也是“韩”姓，今年刚刚高中毕业。

　　谈起自己的儿子，韩飞龙面露笑容。

　　他告诉记者，在会见律师和英、美使领馆人员时，夫妇俩经常通过他们与儿子互传纸条和信件，鼓励儿子要坚强，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一个月前，韩飞龙还与儿子互通信息。两周前，韩飞龙会见了律师。

　　>>谈现状

　　认识到错误感到后悔和抱歉

　　韩飞龙和虞英曾说，在看守所里，看守民警对他们很好，很亲切。民警会在指定的医院给他看病，医师对他也很好。

　　经过近一年的高墙生活，韩飞龙和妻子都认识到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做法的错误。韩飞龙说，他并没有故意要触犯中国的法律，并为他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伤害而感到羞愧和后悔，“向他们表示歉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飞龙连用中、英文说了两遍道歉。

　　虞英曾也说，她以前认为这是一个灰色地带，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存在侥幸心理，现在“知道错了”，并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和抱歉，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