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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夫妇在华窃取公民信息被公诉 年入百万美元【3】

2014年07月14日08:12    来源:京华时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外籍夫妇在华窃取公民信息被公诉 年入百万美元

  □揭秘商业调查内幕

  专业团队不愿接“出轨”调查

  7月11日上午,北京市万寿路附近一商场的咖啡店内,从业14年的“商业调查师”谢鹏侃侃而谈,讲述着他的从业经历。一身运动装的谢鹏置身人流中,很难看出其不同之处,“这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就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谢鹏的“调查”行动也在进行中,只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冲到最前线,而是以安排、指挥手下人开展行动为主。

  商业调查究竟是如何进行,谢鹏认为,私家侦探的概念给商业调查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其实两者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商业调查中,很多信息是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方式去查到面向所有公众的公共信息,比如工商注册信息、股本构成等。而专业的商业调查,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段,拿到更为详细的商业信息,“公开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毕竟是有限,通过律师等的配合,我们能查到更深入的一些信息”。而往往正是这些更为深入的信息,商业调查师从这些细枝末节中发现了重大线索。

  从业14年,谢鹏的业务已经从分散化转向专一化,“我的机构现在主要服务于几大国际知名品牌,为他们进行知产保护等商业调查”。而打假也成为了谢鹏的机构所从事的重要业务之一。而说起“私家侦探”的概念,谢鹏则表示,自己的机构也接手过类似业务,其中最多的就是“婚姻忠诚度调查”,通俗讲就是受夫妇中的一人所托,调查其配偶是否出轨。这类的调查往往难度并不大,但他们却并不很愿意接手,“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我是很坚持这一点的”。

  事前信息分析要耐得住寂寞

  在调查进行之前,进行大量的信息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谢鹏说,调查之前的信息准备,有时会细到某地和某地之间每天有几趟长途车、票价又是多少钱等这样的细枝末节。以打假类的调查为例,谢鹏表示,进行打假调查,在得知造假售假者的情况后,他不会选择蹲守、跟踪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方法,而是装扮成所涉及的制假行业的参与者,直接和制假造假分子打交道。

  而在和这些人打交道之前,谢鹏早已做了足够的功课,对这一行业、所在地区等信息了如指掌,“只有你表现出对这个行业全面了解,对方才会信任你,否则调查根本无从开展”。谢鹏说,为了表现出对行业的了解,他能熟练地说出这个行业的成本、利润、运营模式,甚至行业内的一些专业术语、暗语他都一清二楚,“最细能细到将假货从制假者所在地区,运到另一地区,物流成本是多少”。对行业了解到这种程度,一般对方很快就打消了疑虑,调查也就得以能顺利进行下去。

  敢于制假的人不乏亡命之徒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此与他们打交道的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可能你只是搞不清一个小细节,就会被对方看出,调查开展不下去倒还好说。对方一旦翻脸,面临生命危险也并非不可能”。

  谢鹏说,文学、影视作品把商业调查描绘成神秘莫测、惊险刺激的行业,好像每个商业调查师进行每一次调查,都如福尔摩斯破案一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调查师绝非个个都是身兼多能、艺高人胆大,总是冒着危险深入虎穴。谢鹏强调,许多调查师实际是以案头的信息分析为主,“做信息分析,是要求调查师能耐得住寂寞”。

  工作中伴随难以预料的危险

  不管是打假还是其他各类型的调查,伴随这些调查而来的将是难以预料的危险,这些危险有时是人身伤害,生命危险同样随时会出现。在谢鹏14年的调查生涯中,由于调查而产生的各类危险已经不计其数,谢鹏基本都安然躲过,但就在去年,谢鹏还是为此而受了伤。

  谢鹏回忆,去年他在昆明完成了一个关于品牌服装的打假调查,证据固定后,当地主管部门采取行动,对制假售假进行了查处。然而就在结束调查,开始准备离开昆明时,谢鹏遇到了危险。谢鹏说,当时他由东向西走在昆明某城中村的一条胡同内,迎面走来一个男子,“我觉得这人面熟,调查期间好像是在一个大批发市场总是看到他”。然而当两人距离还有四五米时,这名男子却没有要躲闪谢鹏的迹象,而是继续向前走。

  当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谢鹏突然觉得右臂后侧一阵异样的感觉。迎面走来的男子则突然飞奔起来,很快消失在杂乱的胡同中。谢鹏快步走出胡同到了大路上发现,右臂后侧有一道三四厘米长的伤口,已经有鲜血流出。在经过治疗后,谢鹏与警方一起查看监控录像时发现,对方就是在两人身体接触的一瞬间,用一个利器划了谢鹏的胳膊,“但是速度太快,监控录像也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

  谢鹏说,自开始做商业调查的那一天起,他就对可能面对的危险有了心理准备。

  打法律擦边球也怕害人害己

  英国籍商业调查师韩飞龙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而被捕,此事在商业调查行业里引发轩然大波。商业调查的边界和底线究竟是什么,面临的法律风险又有哪些,商业调查行业内部一直以来也有着不同认识。

  谢鹏认为,这个行业是必须要有“底线”的,有些调查领域绝不能涉足。针对私人的电话监听、通话记录查询、账户信息查询等等,这些业务是肯定不能做的,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公安机关也必须是在确定涉嫌犯罪,且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商业调查机构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进行这类调查。此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也绝不涉足,谢鹏说,曾有人试图通过他们获取某些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但他们是坚决拒绝的,“且不说有没有能力去搞,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你并不清楚对方要这些法律文书的意图是什么,肯定不能接这种单”。

  虽然底线明确,但谢鹏也提出,商业调查有时确实是接近法律的灰色领域,甚至有时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谢鹏说,某些调查在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会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求助于职能部门去获取一些信息。虽然最终搞定了调查,但是却提心吊胆,“通过自己的人脉来开展这个行业,很担心是否会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牵连了朋友,总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底线、边界明确,虽然是商业调查行业的共识,但不知不觉走向“雷区”也并非个例。韩飞龙就成为近些年这个行业走进雷区、触碰底线的一个典型例子。谢鹏说,行业里所有“玩栽了”的实际上使后来人更加谨慎,但是这个行业还将继续下去。

  □专家观点

  商业调查应有明确底线

  昨天下午,就商业调查面临的法律风险问题,京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专家洪道德。据洪道德分析,无论是商业调查,还是私家侦探,这个行业无疑要面临各类法律风险,但这个行业也应该有其明确的底线。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法律的范畴内,调查、取证的权力由公安、检察院、法院掌握,其他任何机构都无刑事调查权。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绝不能涉足刑事调查领域。

  而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公民及法人在诉讼中有举证的权利,那么必然就要涉及到搜集证据和信息,如果公民和法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有效取证,则可以借助于商业调查、私家侦探等专业机构。但这些机构在民事领域的调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及信息的使用及支配等同样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会在这些领域面临法律风险,一旦其对自身行为没有有效控制和判断,其调查、取证行为必然突破法律的底线。这些机构有可能涉嫌的罪名将包括:非法经营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此外,某些外国在华企业怀疑其内部员工的商业忠诚度或认为其有职务犯罪行为,没有向公安、检察机构举报,反而雇用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进行相关调查,这可能有藐视我国司法权威的嫌疑。

  洪道德认为,商业调查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底线也是明确的,因此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的相关行为,必须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能随意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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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曦、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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