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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專訪知名經濟學家、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陶冬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即將過去的2012年，全球經濟走得可謂艱難。歐債危機硝煙再起，中國出現了增長“降檔”，加上美國年底面臨的陡峭“財政懸崖”，世界經濟復蘇再次頻頻亮起紅燈。
危難之際，央行再一次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從歐元區、到巴西、到澳大利亞、中國，降息再次被決策者們頻頻動用。美聯儲在今年9月13日宣布正式啟動QE3，將這輪量化寬鬆浪潮推向了新的高潮，三個月后，QE4不期而至。同時加入QE競賽的還有英國、歐元區和日本。
2012年的最后幾周，伴隨著“世界末日”的喧囂，世界經濟反倒是依稀重現了失去多時的“正能量”。即將開始的2013年，世界經濟會否一舉重拾動能？量化寬鬆的浪潮又將如何發展？帶著這些廣大讀者關心的疑問，上海証券報記者日前專訪了知名經濟學家、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陶冬。
美國
“財政懸崖”可控 “財政斜坡”難躲
上海証券報：記得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您曾對我說過，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持續上升，增長進一步放緩。那麼眼下您又會怎樣來評價明年的形勢的呢？誰會脫穎而出？誰又會拖后腿？
陶冬：我對明年經濟的判斷是，不確定性開始減少，但全球增長依然乏力。全球的增長前景明年會有所改善，不確定性有所下降，這可能是明年最大的好事。相對2012年，過了財政懸崖之后，美國的增長不確定性會少一些，中國的增長不確定性也會少一些。但是增長的力度並不強。
歐洲已經在衰退，日本也在衰退之中，明年會陸陸續續從衰退中爬出來。美國經濟會不會衰退，取決於財政懸崖問題的解決，如果財政懸崖問題不是很“壯烈”的話，相信美國經濟明年還可以實現2%的增長。
上海証券報：提到歐債就不能不提財政懸崖，您覺得美國會落崖麼？
陶冬：這段時間大家談得最多的是美國的財政懸崖。在我看來，美國存在“財政斜坡”，但懸崖是沒有的。因為美國的財政問題目前是可控的。
今天和去年11月的最大區別是，美國大選已結束，兩黨的黨爭還會有，但不會是死去活來、你死我活之爭。我相信財政懸崖的兩黨談判道路會非常曲折，不排除到年底或者年底后的那一天還沒有達成協議。但美國是一個白宮、一個國會、一個美聯儲，到最后可以達成一個協議。至於能否找出一個可持續的可靠解決方案，我沒有信心。但隻要他們願意把問題往后拖一年，至少就會對美國是正面的影響。因為過了財政懸崖后，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會大幅減少。
歐洲
希臘西班牙警報暫緩最擔心法國
上海証券報：歐債危機似乎出現了緩解，金融市場也有回暖跡象，您是否還認為歐債是個大問題呢？
陶冬：歐洲曾經一度彌漫著硝煙，大家認為歐債危機在迅速惡化，歐元有一天也許會破產。但過去三個月，歐債危機逐步向好的方向發展，歐洲國家發債成本明顯下降。這一切都功歸於歐洲央行，歸功於德拉吉。我們相信，隨著希臘救助金發放，西班牙局勢的暫時穩定，歐債危機進入了一個相對的緩沖期。
但我們目前看到的，不過是恐慌峰值之間的一段平靜。歐債危機並未真正結束，歐債危機的核心是財政收支結構性的缺陷，隻有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減少公共開支來解決，靠貨幣政策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
美、日、歐三大經濟體中，歐洲的債務總量是最少的，債務佔GDP的比重也是最低的，但危機恰恰在歐洲，為什麼？因為歐洲是邦聯政治體系，美國是聯邦，日本是中央政府。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兒子掉河了，老子肯定會跳水去救。但德國和西班牙、希臘只是鄰居關系，救救急可以，但要跳水舍命相救不大現實。最近歐洲領導人會開會討論建立歐洲銀行聯盟和更嚴格的財政紀律，但這些都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財政支付補貼，換句話說，經濟上強勁的德國願意資助弱小的國家。由於邦聯的政治體系，短期內德國可能願意付一點錢，但錢永遠付不夠。10年以內歐元破產仍有可能，眼下只是中場休息。
上海証券報：明年來說，有沒有什麼時間點讓您擔心？或者說，有沒有誰可能成為下一個希臘？
陶冬：明年2月到4月份，西班牙有大量國債需要續期，那個時候，西班牙問題可能卷土重來﹔另外一個是，意大利總理蒙蒂已宣布辭職，這會給意大利在明年2、3月大選前后帶來新的不明朗因素。但對我而言，歐債危機最讓人擔心的是法國。目前為止，所有人都把法國和德國並列為歐洲的兩大核心國家，是歐洲穩定的支柱。但實際上法國經濟基本面在迅速惡化，到明年年中，法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13.5%﹔法國經濟中的消費和稅收對失業率非常敏感，一旦經濟下滑，法國的財政收入狀況會比目前的預期差很多。一旦評級機構對法國進行第二輪評級調整，明年法國出事才是歐洲我最擔心的事情。
日本
量化寬鬆重心由美國轉向日本
上海証券報：量化寬鬆是2012年貫穿始終的主線，展望2013年，QE似乎仍是主基調之一。您怎麼看明年主要發達經濟體明年的貨幣政策調整？
陶冬：我認為，量化寬鬆政策的重心接下來將從美國轉向日本。
除非美國真的跌落財政懸崖，明年美聯儲可能不會再加大寬鬆措施，這也將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頭一回，美國沒有在新的一年中祭出新的寬鬆政策。
相比之下，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可能向盯住通貨膨脹轉移，尤其是安倍當選首相后，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幅度可能會增加。過去是每個月固定的債券購買計劃，以后可能變為，在沒有達到既定通脹目標之前，央行每個月將購買不設上限的國債，通過這一途徑來注入流動性。
實際上，美國量化寬鬆最強烈的時期可能已經過去，基本上就維持目標的水平。但日本可能在增加新的流動性。
中國經濟一時半會還快不起來
陶冬是我認識的國內經濟學家中，對國際經濟形勢看得最透、最准的一個。但作為瑞士信貸的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對中國經濟的深刻認識才是他的“金字招牌”。
觀察近期的固定投資等指標，陶冬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見底。不過，在他看來，當前幾乎所有的增長反彈動力都來自基礎設施。換句話說，今天拉動經濟企穩回升隻有一個動力——公共開支。
“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民間投資消失了。哪怕是現在經濟企穩，民間投資還是沒有出現。”陶冬直言。“少了民間投資，中國經濟今后幾年也就是8%左右的增長，快不起來。”
今年11月份，中國的工業生產重新反彈至兩位數增長。很多人都為此歡呼雀躍。但陶冬認為，任何人要是對於中國經濟可能重新回到過去兩位數的強勁增長抱有“奢望”，甚至依此投資，最終肯定會失望，會輸得很慘。
“今天中國經濟沒有V型反彈的底氣和動力，也不會有V型反彈的政策。更可能出現的是1997年到2003年我們所見到的一個長期的底。”
今天中國迫切需要的，在陶冬看來，是結構性的改革。回顧歷史，上世紀80年代初，百廢待興，中國推出了農村改革，以體制上的突破，帶來生產力上的突破，帶來了6年左右的好光景。90年代初，經濟再次出現僵局，鄧小平提出了開放經濟特區，吸引外資流入，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本世紀初，中國經濟再次陷入泥沼，並且碰上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適時加入WTO，又是以體制上的突破帶來了結構上的變化，拉動了生產力的提高。
“今天，中國已消耗前幾次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紅利，迫切需要一次新的體制上的突破。”陶冬說。中國政府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07年就提出了經濟轉型。但剛好碰到了西方金融危機。陶冬認為，在這期間，中國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印鈔和財政刺激的影響。
在陶冬看來，這些反周期的擴張政策，可以“托一托經濟的底，讓經濟增長沒有那麼難看”，但是很多這些政策，都是在維持，不是在突破。“少了體制上突破，就沒有生產力的提高，經濟就很難有突破，中國就很難回到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那個勇猛的中國。”
2013貨幣戰爭新元年
這場危機以美國開始，歐債為中場節目，最終可能以新興市場泡沫破裂作為結局。當哪一天QE退出提上日程，受傷最深的不是美國、歐洲或日本，而是新興市場。
貨幣戰爭新元年
對於亞洲等新興經濟體而言，無休止的量化寬鬆政策可能帶來諸多風險，資產泡沫、通脹乃至金融市場的穩定。《紐約時報》日前撰文指出，西方大量印鈔所導致的熱錢涌入，為亞洲經濟前景蒙上陰影，這本身就足以成為2013年威脅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不確定因素。
在“世界末日”前兩天，女總裁拉加德領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罕見地鬧起了內訌。
IMF下屬的獨立評估辦公室本月19日發布了一份報告，炮轟IMF一直以來就知道無端指責新興經濟體過多累積外匯儲備，而不去認真調查促使各國儲備黃金和外匯的原因，特別是各國對於日益龐大的國際資本流動(俗稱“熱錢”)的擔憂。這讓拉加德和其他IMF高管人士非常惱火。
IMF的內訌絕非獨立事件，尤其是在當前的特定時期。
QE“無上限”
以美聯儲為代表，今年，歐元區、英國、日本和美國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幾乎無一例外祭出了量化寬鬆措施，而且大多都不止一次。
在美國、日本，當局更是想出了“無上限”的QE。本月，美聯儲推出了所謂的QE4，而面臨政治壓力的日本央行干脆搞起了“QEX”！
展望2013年，QE競賽似乎還看不到頭。在最近發布的《201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中，聯合國的經濟專家們警告說，世界經濟仍處在另一次大衰退的邊緣，歐元危機激化、美國財政懸崖以及中國經濟“硬著陸”等風險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蕭條，並以1%至3%的速度衰退。
可以預見，2013年依然會是一個流動性極度寬鬆的年份。匯豐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金恩指出，新一輪的全球量化寬鬆，正在威脅到金融穩定。匯豐特別提醒亞洲經濟體注意日本政策的外溢效應。主張激進貨幣政策的安倍晉三即將成為日本新首相，明年日本央行可能被迫實施更高的通脹目標，進一步加大寬鬆力度。
新興市場“早晚有一劫”
分析人士注意到，當前亞洲可能正在回到2010年的局面，資金正在大量涌入新興亞洲。而野村的亞洲經濟學家蘇博文也指出，就淨資本流入而言，亞洲明年可能迎來“豐收年”。
根據野村編制的一個壓力衡量指標，最近幾個月亞洲資金流入的壓力已出現上升。目前的指標雖低於2010年的高峰，但卻達到了2011年5月之后的最高位。
大量“熱錢”涌入，已經給亞洲亮起了風險預警的“黃燈”。以房地產為例，亞洲很多經濟體的房價再度大幅上漲，韓元等亞洲貨幣也持續升值。對於中國香港等地的房價泡沫風險，IMF已提出了公開警告。
政策當局則已在開始著手應對潛在風險。韓國上月宣布了一項限制銀行持有外匯債務的措施，旨在增加該國在資本流向突然逆轉時的抗風險能力。香港則引入了一項限制本港居民購樓的新稅種。
回到本文開頭的IMF鬧劇，事實上，隨著近年來QE政策導致國際資本流動大幅增長，一直反對新興經濟體干預熱錢的IMF也在悄然改變立場。在本月初的一份報告中，IMF公開表示，支持成員國“在特定情況下”採取措施管控跨境資本流動，即熱錢。
在西方“無限QE”的大背景下，貨幣戰爭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有意思的是，這一次提出這個詞的不再是巴西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而是出自QE的制造者之一——英國。
即將卸任的英國央行行長金恩本月公開表示，對於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而言，繼續加大QE刺激經濟的效果已經非常有限。反倒是，這樣可能會激發明年全球爆發全面的貨幣戰爭。在美國、日本爭相通過QE貶值本幣的背景下，其他國家也不得不採取相應措施影響匯率，以免失去出口優勢。
中國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最近憂心忡忡地指出，QE或許可以達到預期的刺激經濟復蘇的效果，但這一非常規手段也有可能引發令人擔心的后果，即QE會擾亂發達國家在危機之后本應經歷的減債過程，最終導致資產價格大幅下滑和持續波動。
這樣的負面影響最終可能在新興市場體現最為明顯。瑞士信貸經濟學家陶冬認為，新興市場“早晚有一劫”，當哪一天QE退出提上日程，受傷最深的不是美國、歐洲或日本，而是新興市場。“這場危機以美國開始，歐債為中場節目，最終可能以新興市場泡沫破裂作為完美結局。”(上海証券報)
(來源:上海証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