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内在特性：传统与现代嫁接的结晶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枢纽，银行是经济的脉络。“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在1979年所提出的目标。如今我国在银行业上的改革获得了很大改进，不但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改善了银行的内部结和部分银行相应上市，但距离真正的股份制银行、市场化运作等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今后究竟怎样改，我们尽管在长期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我们在当前的顶层设计中仍要在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全面回顾中国银行业走过的漫长道路，认真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兰日旭所撰写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一书，就是尝试以1897-1937年期间我国银行制度的演变为对象，按照银行业利益相关者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如何获取整体均衡为线索，探讨中国的银行制度演变规律，为当前银行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性借鉴，避免民族虚无倾向。本书被列入2013年中国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即将出版英文版；2014年该书被中国金融杂志社、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广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办的第二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本书主要从银行制度渊源、银行制度结构的构成和演变、银行制度的绩效以及对当今的启发等四部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得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国的银行制度的国内基础、国外在华银行实践的理论铺垫和中国的银行产生原因，最后阐明了中国的银行制度的产生并不是国内传统金融机构升级换代、外国金融组织直接移植的产物，而是部分以传统金融组织的人员、技术、资金、经验等为条件基础上嫁接国外金融组织的结果，嫁接明显是中国近代银行产生的内在特性。

第二部全面阐述了中国的银行制度结构构成及其演变。银行制度结构的构成则从融资结构、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三方面入手，分析其内涵的变迁；银行制度结构演变则是从银行制度整体角度分析中国银行业曾发生的两次大范围的治理结构“异变”浪潮和中小银行内自发萌生的联合兼并活动。具体来说，融资结构方面，无论官办银行还是民营银行，都采取了股权融资的方式，但受诸多因素影响，股权结构一开始呈现集中趋势，大多以创办者的人际关系为核心展开资金募集，具有亲缘、友缘、地缘特征，后来随银行业务的渐趋发达，股权结构开始呈现分散化趋向。在此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在传统与现实的利益博弈面前，普遍延续了早期官办企业“官利制”的利益分配模式，虽然增加了银行显性成本，但降低了隐性成本，减少了股权融资过程中的摩擦，推进了新式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治理结构方面，中国银行业一开始就采用了股份制结构模式，从初期效仿汇丰模式，逐步过渡到模仿日本、欧美等多国银行制度，并形成与中国相适应的股份制治理结构。这一过程，初步形成了一个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总分支机构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治理结构，各行根据自身实际逐步演变成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负责制和董事会负责制等三种治理模式，而他们在具体执行中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个地方、全国，乃至国际的以联锁董、监事为核心的银行人事网络，弥补了中国正式制度不足所带来的缺憾；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中国的银行治理结构很早就开始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虽然直到新中国建立尚未全面完善，但不管从单个银行，还是从整个银行业、政府、社会上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行业的激励约束机制。

当然，在中国的银行制度结构演进过程中，受外部因素，尤其是受政府权力强弱的影响，银行制度结构先后发生了两次大范围的治理结构“异变”：一是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缺乏控制金融力量所必须的能力和权威，无法建立统一的银行制度、货币发行制度和央行监管制度，仅仅充当了一个无所作为的“局外人”。此时，它不但无法控制金融，而且因为财政问题，还不得不依附银行以获取银行的垫款和对政府公债的购买。由于政府对银行资金的过度索取，引发了一批银行的倒闭和中、交的多次挤兑，最终促使银行业的抗争，衍生出了一次大规模的官办银行商业化浪潮；二是在南京政府建立后，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固，控制力加强，对银行制度结构的影响也一改过去的做法，利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了商业银行国有化运动。在上述两个时期之间，一些较小银行为了在大银行的竞争、政权的变更等因素影响中谋求生存、发展，也掀起了一股联合兼并之风。

第三部分从微观、宏观的视角对中国的银行制度绩效进行分析和判断：微观方面，中国的银行制度结构的演进虽然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措施，表面增加了显性成本，实质却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人们的内心需求，大大减少了隐性成本，降低了新式制度在推行中的冲突和摩擦，推进了新式制度的实施；宏观方面，中国的银行制度结构的演进过程不但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种种冲击，出现所谓的钱庄银行化现象，而且在业务发展中也逐步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活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当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银行业没有真正承担起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化活动，对工业企业的贡献率不足。

第四部分对中国的银行制度演变及其绩效进行史实、理论与现实的定位，从宏观到微观、静态到动态，多层次、多角度深入揭示出中国的银行制度演变不是自然产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成熟起来；本书冀通过史学研究中“经世致用”功能的延伸，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借鉴，避免“似曾相识”的回归。

总的来说，全书逻辑紧凑、资料丰富、论证深入、结论新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银行史、金融史著作，不但为金融史、经济史等学科教学提供有用素材，丰富了金融史研究宝库，而且还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