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2】

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機遇

1.迅速崛起的中國夯實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現代信用貨幣的流通和使用完全依賴人們對其償付能力的信心，貨幣發行國的經濟實力是建立這種信心的保証。美元之所以能夠雄霸全球，正是因為美國擁有睥睨他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雄厚的經濟實力，使得人民幣國際化具備了舉世公認的條件。

貨幣國際化本質上是本國貨幣境外使用，是與對外貿易直接對應的貨幣轉移過程。因而，從節約交易成本角度出發，對外貿易具有推動貨幣國際化的強烈動機。根據歷史經驗，在貨幣國際化進程中，國際貿易的影響力較經濟實力更大。例如，1872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就超過了英國，但是1915年美國才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此后美元才逐漸被各國接納，成為主要國際貨幣。日元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20世紀80年代日本“世界加工廠”的貿易地位。

進入21世紀，中國對外貿易持續快速增長。中國於2009年取代德國位列世界第二大貿易國，2011年又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逾百個國家將中國視作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奠定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基礎，使得人民幣國際化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2.主要貨幣深陷金融危機泥潭而信用受損。2008年的金融海嘯使得歐美經濟深陷泥潭，迄今尚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如果沒有根本性的社會經濟改革，歐美發達國家就會繼續在危機泥潭中徘徊。經濟蕭條已經打擊了人們對美元、歐元的信心，而美聯儲、歐央行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則進一步損害了其貨幣的信用基礎。美國通過四次量化寬鬆政策，購買超過萬億規模的國債，濫發美元，引起世人對美聯儲“獨立性”和美元信用的雙重懷疑。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不得不“一國闖禍，多國買單”，歐洲央行大舉擴張貨幣以救援弱國的行為，嚴重影響到歐元幣值的穩定性。

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貨幣信用基礎受損，外部環境變化無疑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了重要的機遇期窗口。

3.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賦予中國更大的話語權。最近十年世界經濟、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等金磚國家（BRICS）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亮點，它們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見圖4）。全球金融危機不僅否認了西方模式是引領一國經濟成功的唯一道路，還暴露了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性和脆弱性。因而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增加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呼聲日益高漲。2010年4月25日，世界銀行進行改革，發達國家向新興大國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同年11月，G20首爾會議正式達成協議，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轉讓4.6%的IMF股份。中國在IMF的份額上升到第三位，意味著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中扮演的管理協調、領導角色開始增多。這就為人民幣堂而皇之進入國際貨幣體系奠定了組織基礎。

4.巨額外匯儲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信用擔保。中國持有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對世界市場具有強大的購買力和支付能力。盡管在如何使用這筆巨額財富的問題上國內始終存在著爭議，但不可否認，龐大的外匯儲備擴大了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力，方便了中國更廣泛地參與到世界貿易和投資，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主動聯系，而且還奠定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良好信用基礎。

由於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很強的慣性，美元的貨幣霸權及貨幣信用在短期內不會破產。中國是持有美元儲備最多的經濟體，外匯儲備與貨幣發行挂鉤意味著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隻要美元的國際信用不倒，人民幣的國際信用就不會倒。巨額美元儲備暗含的信用支撐，將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5.中華文化的包容共濟精神為人民幣增強了軟實力。貨幣是一國經濟的表象，也是一國文化的重要載體。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做人強調克己復禮、天人合一，治國強調仁義道德，依靠道統而非武力來實現內部團結和外部感化。這與信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叢林法則的西方文化在基礎價值觀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中華傳統文化包容共濟、和諧共榮的精神和道義准則，決定了中國必然選擇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必然採取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則進行國際交往。中華傳統文化與和平與發展這一當代世界的主題高度吻合，賦予人民幣極高的軟實力，有利於掃清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中思想觀念及文化方面的障礙。

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巨大挑戰

人民幣國際化是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改革，是處於萌芽期的新生事物，在其成長過程中還面臨著一系列來自內外部的嚴峻挑戰。挑戰一：經濟增長模式與經濟結構的脆弱性打擊市場信心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和貿易大國，歸功於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迅速融入全球經濟，充分發揮了高儲蓄、高投資和廉價勞動力的國際比較優勢。與之相伴的是，居民儲蓄傾向較高，消費的增長貢獻率偏低，高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不得不依靠外部需求來消化，形成了中國經濟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模式。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從1980年的12.5%上升到了2010年49.5%。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中國經濟不僅飽受“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之痛，而且非常容易受到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的傳染，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美國打噴嚏、中國感冒”的現象並不罕見。

中國已經跨入中等發展中國家行列，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20世紀70年代至今，數十個國家仍然在這一陷阱中苦苦掙扎。韓國、香港、新加坡、台灣之所以能夠成功跨越這個陷阱，其法寶有三：一是進行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二是提高技術進步的經濟貢獻度﹔三是在國際經濟分工中佔據比較高端的產業鏈位置。通常，這一經濟結構轉型需要20年左右的漫長時間。

2010年以來，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加上歐洲主權債危機蔓延，導致中國出口大幅減少，拖累中國經濟增長連續六個季度下滑。如果不加速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並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不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和貿易順差很快就會逆轉。誠如是，構筑人民幣信心的經濟基礎就會動搖，唱空中國的聲音就會更響，從而削弱各國持有人民幣的意願，延緩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