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新政輻射全球 中國需“三管齊下”防范沖擊

　　記者陶冶新年首月，強勢亮相的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毫無爭議地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風雲人物”。20.2萬億日元的新經濟刺激方案，2%的硬性通脹目標，(自2014年起)每月12萬億日元的無限量資產購買計劃以及創紀錄新高的2013財年預算草案(92.6萬億日元)，這一系列數字一方面讓日本國民看到了安倍政府背水一戰刺激經濟的決心﹔另一方面則因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而引發國際社會的如潮批評。如何看待安倍新政可能帶來的溢出效應？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各國)又該怎樣應對？

　　在上周末剛剛結束的達沃斯論壇中，盡管與會各國政要及金融人士在諸多問題上看法不一，但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的一致聲音卻是討伐安倍新政。從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央行行長金恩、俄羅斯央行第一副行長烏柳卡耶夫、韓國央行行長金仲秀到投資大鱷索羅斯，均對安倍之舉可能引發的全球連鎖效應表示擔憂。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本月30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次安倍政府遭遇海外集體討伐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推行的從財政到貨幣政策的一系列新政基本上是由國內政治力量主導的單邊行為，與去年下半年美、歐、日、英協調推進量寬措施大不相同。“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及主要的貿易出口國，日本此舉有著鮮明的以鄰為壑色彩，更從宏觀層面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他說。

　　三層面威脅全球經濟

　　刺激經濟、結束通縮，這是安倍政府擺在桌面上的新政動機，但是人們更關注的是沒有擺在桌面上的實際效果———日元貶值，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即匯率戰的全面爆發。截至目前，歐元區、英國、瑞士、澳大利亞等國均表示對本幣走強的擔憂，暗示必要時不排除採取干預措施。張明認為，各國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如果日元持續貶值給別國出口能力帶來的沖擊超出后者承受極限，則匯率戰全面爆發的可能還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匯率戰的爆發意味著本幣貶值已無從影響出口，那麼其他一些貿易保護措施將大行其道，從而引發影響范圍更廣的貿易戰。

　　匯率戰及貿易戰，這僅僅是安倍新政威脅全球經濟的第一個層面，其可能帶來的第二層面威脅在於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沖擊。匯率市場方面，目前日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已呈現顯著貶值，市場上做空日元和日本國債的聲音越來越強。日元套利交易的卷土重來也是日元貶值的一個必然結果，這本身會進一步壓低日元匯率，令海外對日負債增加。資金流向方面，安倍新政加劇了本來就存在的全球流動性過剩。張明認為，判斷資金未來的具體流向還要看全球特別是歐洲金融市場會否惡化。如果不會惡化，則資金將從發達經濟體流向新興經濟體，從美國國債流向高風險資產如各國股市、房市、大宗商品市場等。如果歐債危機加劇或者日債危機爆發，則情況相反。“無論哪種情況發生，都可能意味著全球資本的大搬家。資金流向波動加劇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特別是目前高風險資產相對集中的新興經濟體，資金的快速流入與逃離均可能帶來巨大風險。”張明說。

　　相比於前兩個層面，安倍新政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的第三層風險更讓人警醒，那就是有可能加劇甚至促成日本債務危機的提前爆發，而這對於剛剛經歷過美國次貸危機、正在經歷歐債危機的全球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張明認為，之所以認為新財可能會令日本債務問題惡化，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新刺激計劃會令日債加劇，令其佔GDP之比進一步上升﹔二是量寬的目的是將通脹率提高至2%的水平，而這會導致日本債券的真實收益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因愛國情結而大量持有日本國債的日本國民，恐怕也難以接受資產貶值的預期，從而可能引發日本國債拋售潮。“一旦日本債務危機爆發，其對全球經濟的首要影響是重挫金融市場信心。剛剛經歷次貸與歐債危機連續打擊的全球經濟，在新一輪危機面前將更加不堪重負。”張明說。“更重要的是，日債危機爆發將令日本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大受影響，迫使其從海外大規模撤離資金，收縮海外投資，這將給吸收日本投資較多的國家(以東南亞為主)帶來信用緊縮風險。”此外，如果全球經濟因日債危機爆發而再陷衰退，那麼全球經濟增長及總需求必將大受影響，拖累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下滑，這對於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國又將構成打擊。

　　亞洲新興經濟體難逃其累

　　作為日本近鄰，亞洲各國所受沖擊要更加直接。張明認為，具體可能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出口方面。亞洲新興經濟體與日本出口結構相似，日元貶值影響更大。其次是輸入型通脹影響。能源和大宗商品可能因流動性過剩上揚，從而令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為數眾多的能源進口依賴國面臨輸入型通脹風險。第三是資本流入風險。資本流入將加大亞洲各國本幣升值壓力，從而帶來政策兩難。各國當局將在是否干預的問題上大傷腦筋。如果出手干預，則必然導致外儲規模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又要考慮是否沖銷———沖銷會導致央行虧損，不沖銷又會引發通脹和資產泡沫﹔如果不干預，那麼本幣升值又將損害出口。更大的危險在於未來可能的資本流出，這又將給亞洲各國貨幣帶來貶值壓力，從而加重外債，同時引發資產價格調整甚至泡沫破裂，沖擊整個金融市場。第四是將對亞洲各國正在各層面積極推進的自貿區建設進程帶來負面影響。自貿區建設需要各國採取互惠互利的行動，不能隻顧本國利益而無視政策的外部影響。安倍新政受國內政治驅動的單邊行動，恰恰與此背道而馳，這對東亞貿易和貨幣合作以及金融和貿易一體化都有負面影響。

　　具體到中國，除上述共性影響外，還有一些其他特點。首先是貿易方面。日元貶值對華有弊有利。弊端與別國一樣，即相對出口價格競爭力將被削弱。有利的方面是中國從日本進口大量中間產品，經加工后再出口，因此日元貶值會降低這些中間產品的進口成本，對相關企業是一大利好。“總體來說，日元貶值對華外貿沖擊要小於對與日本無中間產品貿易國家的沖擊。”張明說。其次是日元貶值可能導致我國外儲縮水，給外儲估值帶來負面效應，同時也會削弱我國外儲購買力水平，對其增值形成挑戰。“但是，考慮到日元在中國外儲佔比相對較小，這方面的擔心還不是很嚴重。”張明表示。第三，在中日相互投資領域，日元貶值將加大中國對日本的潛在投資吸引力，刺激更多中國企業掘金日本，但現有的投資收益率會下降。而來自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可能會因投資成本相對上揚而受到影響。最后，此番安倍政府尋求日元貶值的單邊行動將損壞日元作為全球貨幣的信譽，降低其價值儲藏功能的吸引力，使日元至少在亞洲地區的地位進一步衰落，從而從客觀上增強目前在亞洲僅次於日元的人民幣地位，這對於后者在亞洲的拓展乃至國際化進程均有所助益。

　　中國應“三管齊下”謀求應對

　　面對安倍新政可能帶來的種種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提前部署，防患於未然。在具體政策建議方面，張明認為應“三管齊下”。

　　首先是強化管制。對於中國這樣仍然實行資本賬戶管制的國家，應加強管制，特別是對資本流入的管制。對於已完全放開資本賬戶的國家，則可考慮適當恢復管制或實行其他形式的干預。二是實施宏觀審慎監管，即控制資產價格泡沫，主動增強金融機構抵御波動的能力。三是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比如維持低利率水平以防止套利操作和干預外匯市場，防止本幣升值或者約束本幣連續升值預期等。此外，對於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應利用外部環境惡化對國內形成的倒逼力量，抓住機遇，積極主動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內需，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從而提升本國經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