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財評：安倍晉三寬鬆貨幣能祛“日本病”嗎？

近來，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強力施壓下，日本貨幣政策被迫進一步趨向寬鬆，一是放鬆政策目標，將通脹目標從1%上調至2%﹔二是擴大量化寬鬆規模，自2004年1月起日本央行將引入開放式資產購買措施﹔三是頻發政策暗示，甚至考慮放棄為短期利率設定的0.1%下限﹔四是強化寬鬆基調，日本央行明確表態將在戰勝通縮、恢復增長前持續加強寬鬆力度，配合財政政策的刺激計劃。

日本政策當局此番強化寬鬆貨幣政策基調並不出乎市場預料，畢竟從短期經濟走向和長期經濟趨勢看，日本經濟都已行至危險的刀鋒邊緣，不變則隻會在短期衰退和長期蕭條中愈陷愈深。

關鍵問題是，寬鬆貨幣政策的此番強化能否治愈增長萎靡、通縮嚴重、信心匱乏的“日本病”？日本政府會進一步利用尚存的寬鬆政策空間嗎？從主觀層次分析，安倍晉三有繼續發力的意願，但從客觀層次分析，難度較大。在當前德國、美國等主要國家都對日元貶值表示不滿，貨幣戰爭氣氛漸趨濃烈的背景下，日元的進一步貶值恐會遇到較大阻力。

值得強調的是，即便日本政府能有效維持並適度加強寬鬆貨幣政策，“日本病”也未必能痊愈。政策實際影響長期看恐將弱於預期，政策效果能否得以有效傳導尚存懸疑，寬鬆貨幣政策長期影響恐打折扣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正如麥金農（2007）的研究，持久的流動性陷阱既大大壓縮了日本商業銀行的利潤空間，也使日本國內的資產組合在持有美元和日元上更加不穩定，進而將削弱寬鬆貨幣政策效果。

其二，正如田谷禎三（2007）的研究，結構性因素會削弱寬鬆貨幣政策的通脹效應，例如日本兼職職工與全職職工之比已從1990年的13%提高至25%，進而給勞動力工資造成了長期下行拉力，作為需求調控的寬鬆貨幣政策難以對結構性病因產生影響。

其三，根據伯南克（2002）的論斷，抗通縮政策的有效性在貨幣和財政當局合作的情況下能得到大幅的提升，但全球最高、200%以上的負債率限制了日本財政寬鬆的力度，進而使得寬鬆貨幣政策缺乏有力的政策搭配。

其四，日本人口結構趨向老齡化，不僅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消失，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替代效應也降低了整體工資水平，進而導致寬鬆政策的增長效應和通脹效應都受到抑制。

其五，日本微觀主體形成了潛在的通縮依賴，日本家庭將超過50%的資產以現金或銀行存款形式保存，日本企業也對加大杠杆、負債發展充滿了恐懼，進而導致寬鬆貨幣政策的施力缺乏微觀基礎。

總之，短期看，日本寬鬆貨幣政策力有不逮，長期看，政策影響恐將弱於預期。對於中國而言，日本寬鬆貨幣政策從貿易、匯率、資本流動渠道直接產生的影響或許並不太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本寬鬆政策短期不給力、長期不如意，那麼日本政府向外傾瀉政策壓力的可能性將有所上升，中國作為日本在亞太地區經濟、金融方面最大競爭者之一，將可能成為矛頭所向，而這也將進一步放大有關島嶼爭端可能帶來的各種影響。（作者系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