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開動印鈔機 全球貨幣戰陰霾密布

　　本報連線《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貨幣戰是高負債國家的必選

　　資深財經專家田帆：中國面臨防通脹、保外儲、保出口多個挑戰

　　新年伊始國際金融市場激流涌動。日本央行在日本政府的巨大壓力下，最終作出讓步，決定自2014年起實現“無限量”銀根寬鬆措施，日本央行行長憤而宣布提前離任。貨幣市場上，日元開始新一輪跳水，截至上周末，日元對美元匯率連續12周下跌，5日國際匯市日元兌美元報收於1美元兌93.63日元，6日東京外匯市場一度上探至94關口，日元跌至兩年半來的最低點。

　　為刺激國內經濟而強勢推動日元下行，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其上台后為解決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並深陷通貨緊縮的困局而開出的“藥方”。但日本這一舉措引發了多國央行關於“貨幣戰爭”的警告。

　　此前，美聯儲實行的連續的定量寬鬆(QE)已助推全球貨幣的流動性泛濫。現在，日本的舉動是否會促發世界各大經濟區貨幣的輪番下跌，爆發市場所擔憂的“貨幣戰”？中國又該怎樣應對復雜多變的貨幣局勢？本報國際新聞特約評論員、曾長駐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從事國際財經報道、現任新華社國際多媒體採編中心主任的田帆，以及因發表《貨幣戰爭》一書而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的國際金融學專家、現任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的宋鴻兵，分別接受了本報的專訪，闡述了他們的觀察和思考。

　　日本公開放水日元

　　貨幣貶值潮或將蔓延

　　通常來看，在市場經濟較為成熟的發達國家，央行的角色一般都較為“獨立”和“自主”，其奉行的政策目標首先是保持物價穩定，其次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安倍晉三就任首相后，為讓日本經濟脫離通縮泥潭，決意以提高通脹目標、促使日元貶值來刺激經濟轉動。安倍甚至表現出要用選擇任命日本央行行長的權利來確保其日元貶值計劃。日本央行向政府低頭，在上月宣布把通脹目標由1%上調至2%，實現“無限量”銀根寬鬆政策。

　　日本這一舉措引發了多國央行的警告。率先發難的是俄羅斯央行第一副主席烏盧卡耶夫，他警告貨幣戰爭即將爆發。緊隨其后的是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魏德曼評述日本央行的舉動是一次“驚人的違規行為”，代表著“央行獨立性的終結”。

　　面對日元匯率貶值，歐元區、英國等主要經濟體均表示本幣匯率被高估，“存在貶值空間”。英國央行行長金恩更直白地聲言“必要時效仿美聯儲政策”，對英鎊進行“放水”。

　　宋鴻兵的觀察是，不但是發達經濟體，越南與印度也將跟進日本“搞貨幣泛濫”。印度央行1月29日宣布，將回購利率下調25個基點至7.75%，這是印度央行自去年4月以來首次宣布降息。同時，將現金准備金率下調25個基點至4%，2月9日起生效。越南央行將存款和貸款基准利率分別下調1個百分點。韓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很有可能在下個月宣布降息。“從美聯儲推出QE到現在日元被日本政府主導進行貶值，貨幣戰已經打響。接下來的形勢可能就是貨幣貶值潮在多國蔓延。”宋鴻兵如是判斷。

　　高負債、低增長

　　發達國家大念貶值經

　　宋鴻兵認為，處於高負債、高赤字、低增長，乃至滯增長和負增長的國家，實施本幣貶值是其有意為之的戰略。

　　歐盟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歐元區17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基本在90%，但歐盟委員會預計，歐元區公共債務佔GDP之比今年末或將達到94.5%的峰值。而即便2014年經濟形勢好轉，歐元區債務與GDP之比仍將在90%以上。

　　美國商務部上月底公布的2012年美國GDP首次估測數據為15.83萬億美元，而美國公共債務已經突破16.4萬億美元，債務佔GDP的比例逾100%，相當於每名美國人平均負債5萬多美元。至於日本，至去年末，日本公共債務佔GDP之比已超200%。

　　田帆認為，美歐日央行均大鬆銀根，既是因為面臨著經濟不景氣的共同挑戰，也因“各家有各家難念的經”。“美聯儲要解決失業率，明確地把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目標指標確定為‘通貨膨脹率2.5%，失業率降至6.5%以下’，日本央行要解決通縮，政策目標是‘通貨膨脹率至2%，扭轉經濟多年的通縮’，至於歐洲央行，則是試圖通過放鬆銀根，向金融系統注水，實現債務問題貨幣化，化解其債務危機”。

　　宋鴻兵分析稱，要觀察各國的貨幣博弈格局，需認清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特別是“各國的現實困境”。據分析，如果加上銀行債務，美國目前的債務佔GDP的比例已達到300%，歐洲也已達到200%。“都是很驚人的數字。這樣的高負債要消化，經濟又不行，就會選擇用貨幣貶值來減債。”

　　通脹、外儲、出口

　　中國多條戰線應戰

　　“削減債務，降低債務與GDP之比，對要擺脫經濟衰退困局的歐美、日本來說，對貨幣實行貶值、超發，是必然的選擇。”宋鴻兵說。而這就將使中國面臨輸入性通脹、出口受阻、外儲“稀釋”之險。

　　在復雜的貨幣博弈戰中，中國面臨多個層面的挑戰。

　　“各國央行的低利率政策，無疑會造就大量廉價資本，容易扭曲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使原油、鐵礦石和有色金屬等中國重要的進口商品價格畸高不下，對中國產生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壓力。中國應進一步加快資源類企業‘走出去’步伐，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與國外上游資源類實業開展競爭與合作，控制關鍵資源，鎖定市場風險。”田帆表示。

　　同時，隨著全球性通貨膨脹，中國截至2012年底達3.31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面臨債權投資受益遭稀釋的巨大風險。有分析說，若全球通脹率上漲3到4個百分點，中國外部債權受益損失可能超千億美元。

　　田帆稱，中國“必須創新外匯儲備運用模式，採取多元化投資思路，以盤活外儲資產，實現外儲的保值增值”。

　　與此同時，各國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將使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進一步增大，中國的外貿將更陷困境。如何使中國經濟和就業狀況因此免遭惡化，宋鴻兵告訴記者，這正是他目前研究的課題。“中國需把發展焦點轉向農村，加大對農村、對落后地區的投入，創造出新的產業鏈和消費鏈。”宋鴻兵認為，這是改變、優化中國經濟結構的重要路徑。 本報記者 潘虹

(來源: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