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官員財產公開“跑起來”

　　忽如一夜春風來。官員財產公開議題當此新年之際，借助各地“兩會”平台生氣盎然，不少官員公開表態，如有要求，願意公開財產。

　　民眾殷殷期待，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開業已集聚起巨大的制度需求，但倒逼下的新形勢是，“要不要公開”不再成為存疑的問題，而什麼時候公開，怎麼樣公開，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我們知道，存量改革的突出特點是知易行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自1987年首次被提出以來，倏忽26年間既有地方政府不斷探索與試驗，也曾在頂層設計層面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這些零敲碎打的探步，最終都沒能把量變積累為質變。

　　官員財產為何難公開呢？有人認為“條件欠缺”，稱官員財產公示需要建立完善社會誠信體系、信息統計體系，但這些目前還不成熟。實際情況又如何呢？就在剛剛結束的廣州“兩會”上，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鬆青直言不諱，技術問題並不是當前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公示的真正阻力。在此之前，被稱為“房叔”的廣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個人房產在網上曝光后，紀檢部門隻用了半天時間，就核實到其“擁有21套房產，卻隻申報兩套”。

　　那麼，官員財產難公開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套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接受採訪時的分析就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涉及制度設計者和執行者本身的利益，“如果確實有貪腐問題的官員，是不願意申報和公開其財產的，這些人會反對和施壓” ﹔ 再有就是，高層領導在考慮是否向全國范圍推行這項制度時，可能會擔心“一旦將官員財產向社會公開，如果官員和老百姓的收入差距過大，是否會帶來負面影響，引起社會不穩定” 。

　　事實上，無論我們基於何種取向，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已經逐步進展至如何在階層化和市場化的背景下，整合日益分化的階層結構，處理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日益市場化的利益矛盾與沖突，並且對涉及利益或資源分配的權利和權力結構進行重組，形成新的利益矛盾與沖突的協調機制。

　　在不同階層利益關系失衡的既有秩序下，如果不能引入新的制度變量，僅憑政府修補式地推進一些出發點良好的增量改進，民眾至為關切的利益失衡局面並不會自動消卻。如果要引入新的利益協調機制，那麼在民眾知曉、參與、反制的全過程中，對於包括官員財產狀況等在內的信息的獲取無疑是前提性的。做不到這一條，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大量增加很難通過其它路徑加以消弭。因此，這實際上就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看清楚這一點，躑躅多年的官員財產公開才能夠，也必須要快步“跑起來”。《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