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崛起為何能抓住“機會窗口”

    賈根良

    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是我國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重大歷史機遇的得天獨厚的絕對優勢，是任何國家所不具有的，除了歷史上的美國

    在歷史上，當時的一些落后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等通過抓住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實現了迅速的崛起。其中，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通過內需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跳躍式發展”，這種歷史經驗對於我國如何以內需作為戰略基點，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挑戰，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

    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於1875年，在19世紀美國的最后25年，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迅速發展起來，其中美國的電力電氣工業從一開始就走在世界前列，到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已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化強國。美國在1860年以前仍屬於殖民地類型的經濟：出口農產品，進口工業制成品，工業基礎相當薄弱。那麼，美國是如何從歐洲工業的邊緣地區和模仿者一躍而成為新工業革命領導者的？這對我國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有哪些啟發呢？

    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會窗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與美國大量出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興產業產品相反，美國在棉紡織業這個第一次工業革命主導產業的技術上雖然也有很大改進，但生產仍不能滿足國內需求，一直是棉織品淨進口國。這種歷史事實說明，一國在傳統產業上落后於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在新興產業上可以一躍超過發達國家。

    演化經濟學對此在理論上已經証明，落后國家利用勞動力、資源等成本要素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試圖在傳統產業上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將永遠不會縮小與后者的經濟差距。相反，在新技術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雖然新技術最初出現在發達國家，但由於其技術體系處於最原始的早期階段，科技知識大都處於公共領域並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知識的意會性程度很低，落后國家在這時如果能夠迅速進入新技術體系，就有可能把發達國家在早期新技術和科學基礎的領先地位轉移到本國。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初三十多年中，德國也是這樣崛起的，而英國卻因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的領先地位，鎖定在舊技術經濟范式之中，導致了其工業力量的衰落。

    巨大國內市場規模的關鍵作用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時，美國並不是新技術的最初發明者﹔即使是從一開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電力電氣工業，美國在技術發展上也不具有佔先優勢，基礎科學研究更是落后於英、法、德，那麼，美國是如何抓住新技術革命機會窗口的呢？

    美國巨大、豐富的市場使美國在國際比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許多技術創新源於歐洲，但由於可以在美國市場中實現規模經濟，其發展卻是在美國進步最快。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初期，由於本國市場狹小，歐洲技術創新在原有的技術軌道上難以開發新產品並大幅度提高生產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國，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能夠很快開發出生產率高於歐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申請新專利，開辟新的技術軌道，搖身一變成為新技術革命的領導者，並反過來佔領甚至壟斷技術先發國的市場。

    最近的類似例子則是：德國的高鐵技術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但在德國和歐盟卻無用武之地，而在中國卻可以取得快速的技術進步。我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需市場，這種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是我國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重大歷史機遇的得天獨厚的絕對優勢，是任何國家所不具有的，除了歷史上的美國。但我們珍惜、保護並運用這種無以倫比的優勢了嗎？這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獨享巨大國內市場為美國提供的技術創新租金

    美國在19世紀許多行業上技術落后於歐洲國家，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行業中基本沒有外國直接投資，而直接投資卻是開發優勢技術的天然渠道。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對此是不會感到驚訝的，因為他在1913年就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原因就在於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本會佔有並且統治該國。美國的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華為和三一重工最近在美國的遭遇就是明証。正是由於實行了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一旦國外先進技術通過“反向工程”被引進，美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就會為這種技術的進一步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歐的技術領導地位也就不得不讓位於美國了。

    反觀我國，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是我國各產業長期以來的“老大難”問題，這與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技術依賴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市場重於技術，珍惜、保護並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部門創造領先市場，這是我國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歷史機遇最基本的條件。

    高工資戰略

    由於具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美國的崛起並不是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而是通過內向型經濟實現的，國內市場規模除了人口規模外，美國民眾的工資增長是其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崛起時期的政治家認為，工業化不能像英國那樣靠剝削工人來實現，而要靠開發大自然的技術創新租金為美國人民提供高工資來實現，所以，他們絕不允許像100多年后的跨國公司那樣“把利潤帶走，把GDP留給中國”，因為這樣的話，美國人民的高工資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把低工資看做是競爭優勢相反，當時的美國工業保護主義者卻把低工資看做是“禍根”，稱作是“乞丐勞動力”。他們認為，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機器生產將使高工資國家在單位勞動力成本上比廉價勞動力國家更低，原因就在於機器生產率的增長超過了工資的增加，因此，“不管在何處，由高收入勞動者所組成的國家都必將戰勝‘乞丐勞動力’的國家”。

    在美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美國工人的高工資刺激了用機械替代昂貴的勞動力，而機械發明導致了更高的生產率，從而使工資更高，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採用新的發明。因此，在技術創新與工資增長之間就形成了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這是美國依靠美國人民收入的不斷增長實現經濟崛起的重要基礎，這也是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頭四十年就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發明創造和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深植於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

    這種文化的形成與美國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蘭克林以來，對科學技術的尊崇就成了美國文化的一個持久特征。美國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萊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就指出，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技術和制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在力量上必將勝過依靠勞動力數量的國家﹔而在鴉片戰爭150年之后的中國，政治家們一方面在津津樂道“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在帶頭購買外國品牌汽車，其命運的差別由此可略見一斑。法國著名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訪問美國后，在他1836年的經典性著作《美國的民主》中由衷地贊嘆到：在美國，人們對科學中純粹實用部分的理解令人欽佩，同時又對那些在應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論部分給予認真的關注，在這方面，美國總是展現出一種自由的、原創的和富於發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這種文化造就了對技術新動向的高度敏感，歐洲的任何技術動向，幾乎馬上在美國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過歐洲大陸本身，這幾乎成為美國的一個傳統。例如，1803年，英國開始研發蒸汽動力機車，但在英國還沒試制成功的時候，1807年美國就成功地試航了蒸汽推動的輪船。歐洲人發明了電的理論，而對之理解最透徹的卻是美國的愛迪生和貝爾等人。發明和創新是人的天職。擯棄目前在我國流行的消費主義和犬儒主義的頹廢文化，大力弘揚創造主義新文化，開創一個全民創新的新時代，這是我國通過第三次工業革命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新經濟思想史研究”（10XNJ015）項目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