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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昨日在“人大工作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收回稅收立法授權有無時間表和路線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回應說，“在適當的時候能夠考慮這個問題。具體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時間表，但是我們會回應公眾的關切”。
“我們都關注到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對稅收法定的問題討論特別多。為什麼大家這麼關注這個問題？稅收法定的根源在哪裡？我僅從法律制度上做一個解釋”，信春鷹說，作為我國憲法相關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立法法》第8條規定了全國人大專署立法權的范圍，明確了稅收立法是人大權力，但是人大可以授權。
因此，全國人大分別於1984年、1985年，授權國務院在稅收、改革開放、經濟改革等方面，制定行政法規。現在1984年的授權已收回，但1985年的授權決定依然有效，“至於什麼時候收回，我們還要認真地研究、分析大家的意見，在適當的時候能夠考慮這個問題”。
還是在該場記者會上，解答未來5年立法規劃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通報說，“要按照稅收法定的原則，不斷總結我們這些年在稅收領域的改革經驗，把現行的稅收方面的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
這意味著，未來五年，全國人大有望收回稅收立法授權。
觀點交鋒
人大應不應收回稅收立法授權？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
“人大授權應有時間范圍限制”
昨日，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表示，稅收立法權屬於人大，無論從道理還是法律來說都是無可爭議的。隻有這樣，才能破除一些部門利益，以及政府部門征收稅收的隨意性。
3月8日，來自山東的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的一紙議案召集令引起廣泛關注，議案中建議全國人大2013年底前收回稅收立法授權、稅收法律解釋權。
事實上，早在2009年兩會期間，蔣洪就聯合天津財經大學首席財政學教授李煒光向全國政協提出了《讓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的提案。
蔣洪表示，稅收的立法權屬於人大，無論從道理上還是法律上來說都是無可爭議的，並提出為健全政府的管理體制，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如果人大當初因為改革開放的原因需要授權，這個授權應該是有時間、有范圍限制的，現在呢？變成了沒有時間限制、沒有范圍限制的，所有的收稅問題全部由國務院說了算，這就屬於全面的棄權。”蔣洪說。
對於人大如何收回稅收立法授權，蔣洪表示還要靠不斷的呼吁，“我相信會收回的，時間早晚的問題。”蔣洪表示。
“收回立法授權技術上無難度”
蔣洪表示，稅收立法授權收回，在技術上沒有任何難度，隻需要人大常委會列進工作議程就行。
但如果將稅收立法授權收回人大，專業人員是否夠？蔣洪認為有兩種解決辦法，一是交給行政部門，這就是現在的辦法﹔還有是加強人大力量，充實專業隊伍。
為何不能採用第一種辦法？蔣洪表示，人大的職責就是立法，如果缺乏這個能力，就應該加強能力。而且第一種辦法會造成的問題是，政府部門缺錢了，就隨時可以找一個理由來收錢，而且不需要你同意，不需要跟你商量。這會造成老百姓的負擔不斷加重，政府部門規模不斷擴大，最后政府與市場的比例關系失調。
他表示，現在政府收入增速遠遠高於GDP增速，高於老百姓收入增幅，這是大家都看到的情況，同時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公。當年各種稅負很重，國家的錢很多，這都跟從老百姓這裡拿了過多的錢有關。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李稻葵：
“人大一刀切立法可能不切合實際”
李稻葵表示，原則上講，稅收立法權應該由人大常委會來確定，所以稅收立法權收歸全國人大是對的，但是也有個問題。就是我國這麼多的行業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這麼大，如果全國一刀切，由一個機構一、二、三來統一制定，可能並不切合實際。以勞動合同法為例，從現在的結果看顯然並不好。
但如果不由人大立法，可能引發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的稅收熱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李稻葵表示，他認為合理的方式，是由人大常委會統一劃定一個粗線條的杠杆，然后授權給國務院，由國務院再授權給各個地方政府，各地因地制宜進行試點。然后根據試點的結果，形成國務院條例，再逐步形成全國性法律，而不能太早立法。
新京報記者 蔣彥鑫
●什麼時候收回(稅收立法授權)，我們還要認真地研究、分析大家的意見，在適當的時候能夠考慮這個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
●稅收立法權屬於人大，無論從道理還是法律來說都是無可爭議的。隻有這樣，才能破除一些部門利益，以及政府部門征收稅收的隨意性。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
(原標題：現行稅收條例五年內或升為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