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貨幣補償滿足不了被征地農民需求

河北邯鄲的“長期生活補貼”模式，補貼標准就高不就低，並且可由子孫世代繼承享有。

我國城鎮化建設目前面臨的最棘手問題，即是因為拆遷征地的補償導致的沖突。過去那種簡單的完全貨幣補償或者房產置換的模式起不到長效作用，滿足不了被征地農民的多種發展需求，容易導致他們后續生活失去保障等社會問題。

從法理上看，造成這種局面有其必然性，原因在於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拆遷法來保障被拆遷者的利益。

此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因其相關內容與物權法抵牾而導致非議，並最終在2011年1月《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通過后被廢止。

按照物權法的規定，隻有“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土地與不動產。地方政府並不希望嚴格限定“公共利益”，因為目前多數拆遷征地行為都屬於商業性質。利益博弈導致拆遷法難以出台。

另一方面，《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中諸如“公平補償”的表述過於籠統，容易留下暗箱操作空間。盡管第十九條規定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但由於開發商往往極力壓縮補償標准並將之轉嫁到房價中，因而被拆遷戶往往不同意搬遷甚至寧願做“釘子戶”。

顯然，這並不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道路。新型城鎮化，就是不但要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還要讓農民享受到城市發展的成果。

所幸各地政府在探索征地拆遷的補償機制時，也涌現出了一些較好的做法，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三種模式：

廣東“貨幣補償與留地安置並行”模式，在給予了較高貨幣補償的同時採用留地安置辦法，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以潮州市為例，被征地單位除了得到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23倍補償之外，還可按被征地面積13%~15%的比例申請劃留集體建設用地，用於發展第二、三產業。

海南三亞、陵水的“主動拆遷與留物業安置”模式。政府在對被征地進行市場評估后，將征地補償總費用和工作經費“打包”給村委會，由其成立股份制公司實行拆遷。公司在按照法定標准給予村民拆遷補償后，結余費用由全體村民共享。同時借力海南大力發展旅游業的東風，按照征地總面積的8%給村委會優先安排留用地，扶持發展特色商業。

河北邯鄲經濟開發區的“長期生活補貼”即“噸糧田”模式。被征地農民在得到國家規定的各項補償及福利的基礎上，每年還可以獲得每畝兩季糧食總產量1噸的實物或者等額經濟補貼。補貼標准就高不就低，並且可由子孫世代繼承享有。同時，積極為托管農村發展村集體經濟項目，增加村集體的固定財政性收入。通過構建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學有優教、病有良醫、勞有多得、老有善養，確保讓老百姓充分享受城鎮化發展成果。

以上三種模式，使得參與各方都受益。首先，政府不再是征地拆遷的主體，而僅僅以“裁判員”身份進行監督，有效化解了拆遷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矛盾，增進了社會和諧。其次，發展了村辦企業，壯大了集體經濟，引導老百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不但讓失地農民享受到實惠，還解決了就業問題，一舉多得。

不難看出，這也是各地政府以民為本、因地制宜的創舉。如果說廣東模式得益於經濟發展的優勢，海南模式著眼於建設國際旅游島的商機，那麼，河北邯鄲“噸糧田”模式就抓住了“民以食為天”的心理，解決了被征地農民的后顧之憂，也更符合目前國內大多數農村的發展現狀，可以說是一種創新。相信這對各地政府妥善解決拆遷征地難題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