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結構調整（如何看待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措施）

制圖：蔡華偉

　　調整經濟結構既是解決當前經濟運行深層次矛盾的現實選擇，也是拓展未來發展空間、提供長期動力的根本途徑。今年以來，新一屆政府堅持穩中有進、穩中有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調結構。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哪些成效，還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記者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劉元春。

　　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中西部經濟加速上揚、能耗水平下降，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

　　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7.6%。劉元春認為，速度有所回落，卻包含了令人欣喜的內容，最突出的就是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

　　從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不論是增長速度、固定資產投資還是就業數量，都穩居三類產業首位。上半年，第一產業增加值18622億元，增長3.0%﹔第二產業增加值117037億元，增長7.6%﹔第三產業增加值112350億元，增長8.3%。第三產業在總量上與第二產業接近，在增速上領先。固定投資方面，上半年第二產業投資78052億元，增長15.6%，第三產業投資99382億元，增長23.5%，第三產業顯示了良好的發展前景。就業方面，第三產業自2011年以來已穩居吸納就業的第一位。

　　整個服務業中，新興服務業表現尤其突出。6月份的數據顯示，郵政快遞、互聯網信息服務業、電信傳輸服務業、環保治理服務業等新興服務業的商務活動指數保持在58%以上的較高水平。

　　服務業的快速崛起，與我國多年調結構的努力密不可分。以各地紛紛爭取的“營改增”試點為例，營改增消除了重復征稅，將二、三產業的抵扣鏈條打通，購買服務可以抵稅，大大激發了企業採購現代服務的積極性，使服務業迎來了快速發展的好時機。國家工商部門的信息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第三產業實有企業1013萬戶，首次突破千萬戶大關，佔企業戶數超七成。

　　從區域結構看，我國的經濟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經濟增速在產業梯度轉移的作用下加速上揚。考察工業增加值，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其中東部增長8.7%，中部增長10.0%，西部增長10.5%。考察固定資產投資，全國上半年增長20.1%，其中東部增長18.7%，中部增長23.6%，西部增長22.7%。一季度增速最快的10個省區市中，中西部地區佔據了8個席位。

　　從要素投入結構看，今年上半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下降了3.4%。其中一季度，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4.3%，大大低於同期7.7%的GDP增速。劉元春分析，能耗水平下降，既受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也是結構調整的結果。佔全社會用電量近半的六大高耗能產業（電力、鋼鐵、建材、有色、化工和石化等），一季度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1個百分點，而耗能較低的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則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調結構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我國面臨消費率偏低、產能過剩、現代服務業水平不高等矛盾

　　調結構不可能一蹴而就。劉元春表示，調結構納入我國宏觀政策目標已有數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不過從總體上看，這些效果仍是局部的。調結構、促轉型依舊任重道遠。

　　劉元春認為，當前比較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有三方面。

　　其一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偏低。長期以來，我國存在消費與投資失衡的狀況。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45.2%，拉動GDP上漲3.4個百分點，較一季度和去年全年的水平均有所回落。同期，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53.9%，拉動GDP增長4.1個百分點，居於首位。

　　其二是部分產業出現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這主要表現在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去年以來，相關部門大力推進淘汰落后產能，各地也關停並轉了大量小鋼鐵、小水泥，但新增的、非落后工藝的產能也在不斷形成，總量不僅沒降低、甚至還在增加。劉元春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過數輪產能過剩，眼下這一輪程度大、影響深，化解的難度大。

　　其三是服務業雖有穩步增長，但現代服務業整體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一方面，金融、航運、信息服務、物流等行業的高端服務部分發展不足，一些產業還在起步階段﹔另一方面，創新能力還要進一步提高，尤其是服務產品、服務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創新能力較弱，導致產業能級較低。特別是金融、法律、研發、創意、廣告、物流倉儲等高端的中間需求行業（生產性服務業）產出在全部服務業產出中的佔比還遠低於發達國家，這也意味著我國現代產業分工體系還未完全形成。

　　劉元春表示，這些問題既說明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問題的嚴重性，也說明了進一步推進結構調整、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經濟健康與否關鍵看結構，推動結構調整說到底要靠改革

　　深入調結構，當前應從哪些方面著力？

　　劉元春認為，首先要處理好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關系。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就業形勢基本穩定，能夠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調。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即經濟增速、就業水平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不超出“上限”，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調結構上，不能因為要保証經濟較快發展而忽視質量和效益，放鬆結構調整。特別是宏觀調控，應從短期“穩增長、控通脹”等目標，更多轉向“促改革、控風險、調結構”上，堅持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以發展服務業、創新驅動、淘汰落后產能為抓手，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要跳出結構調結構。”劉元春說，調結構不是具體盯著哪個產業、扶這個產業壓那個產業，而是要從機制著手、從更高層面著手，尊重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過度的干預。

　　比如化解產能過剩，根本出路還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的矯正和調節作用，建立長效機制。包括減少審批，建立新型准入制度，以經濟性管制為主轉到社會性管制為主，例如用節能、環保、安全生產等三個指標來對投資項目進行約束和管理。而政府則強化信息披露和服務職能，建立產業發展預警機制，用及時、完整、准確的信息引導社會投資，讓投資者真正能夠在這樣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經濟健康與否關鍵看結構，推動結構調整說到底要靠改革。”劉元春表示。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加尊重市場規律。當前要加快推進政府職能的改革和轉變，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並帶動財政稅收、分配、投資、金融、國有企業、資源性價格等領域的改革。今年以來，新一屆政府多次強調簡政放權，是一個很好的信號。這一理念務必落到實處，真正做到“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托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