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誰之過？反思33歲女博士的臨終警告

　　6月17日，剛剛大學畢業8個月，23歲的安徽安慶男子李哲高溫下加班12小時后死亡。此前，他多次說“自己要被累死”。

　　時事評論員、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8月8日用一句話說出了內地白領的一生：“年輕時拿命換錢，年老時拿錢換命。”

　　一個個年輕的生命永遠睡去時，美好的窗戶剛剛打開，世界卻已不在他眼前……就像那年僅33歲便離我們而去的海歸博士、復旦大學教師於娟，而她臨終前的反思日記言猶在耳。

　　李哲是一個人，又代表著一個群體。

　　今年，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大國。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亡的人數達60萬人，越來越多的都市白領處於“亞健康”狀態。

　　生者常不覺，死者已難言。過勞死，這隻黑手正抓住一個個年輕的生命，以及他們曾經奮力追求的夢，帶他們飛向天堂。

　　就像2011年4月19日逝去的那位年輕的海歸女博士、我們的山東老鄉、復旦大學的教師——於娟。她臨終前的反思，兩年多過后依然令人警醒。

　　年輕女博士的臨終反思

　　8月的曲阜市吳村鎮龍尾庄，村道兩旁，郁郁蔥蔥的數萬棵黃連木一字排開，像秦皇陵墓中的兵俑。

　　也許路人不曾想到，眼前的風景，正是一名年輕海歸女博士、復旦大學教師於娟的遺願。於娟的骨灰就埋在這片土地上。

　　不過，這片能源林尚未給村民創造財富，卻早已成為一串驚嘆號，讓人陷入對博士英年早逝的反思中。33歲，是她永遠的年齡，奪命的是癌症。

　　2011年前后，於娟用生命最后大約一年的時間，反思自己前30多年的生活。從吃、睡、累、環境、家具，方方面面，告誡活著的男男女女，怎樣生活，才能更好地活著，怎樣的價值，才是生命原本的意義。

　　從曲阜農村走出來的於娟，33歲前就曾經創造了令常人艷羨的成就。考入復旦大學，留學挪威名校，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復旦大學教師，之后結婚生子，有一個可愛的兒子，和一個百般呵護她的老公——一位上海交大的同行，副教授。

　　然而，突如其來的乳腺癌晚期，將她和她的家庭剛剛打開的美好生活，毫無情面地掩上了。

　　2011年4月19日，於娟走了。正如她自己所言：“我自認為，我寫下的‘為啥是我得癌症’的文字，比我的博士論文更有價值，比我發表的所有學術文章更有讀者。”“現在太多年輕人莫名其妙得了癌症，或者莫名其妙過勞死。當事人得了這種病，苟活世間的時間很短，沒有心思也沒有能力去行長文告誡世間男女，過勞死的更不可能跳起來說明原因再躺回棺材去。我作為一個復旦的青年教師，有責任有義務去做我能做的事，讓周圍活著的人更好地活下去，否則，剛讀了個博士學位就到了癌症晚期，就這樣去了，無異於鴻毛。”

　　“拼命三郎”如今拿錢換命

　　公安、新聞、IT、文化演藝、企業、科教界成為中國人“過勞死”的高發區。很不幸，記者的一位寧波同事也在英年進入了“過勞死”行列。

　　他叫李鋒。如果活著，今年是40歲。不過，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38歲。

　　李鋒長我近10歲，是個胖子，我們習慣喊他李胖子。在寧波晚報社，他是我最欽佩的記者。他看新聞的視角，他採寫新聞的技巧，一度讓我膜拜不已。

　　然而，媒體的工作特點，讓這個胖子最終變成了球。變成球體以后，隨之而來的“三高”，最終讓他的心臟超負荷工作。

　　2010年冬，他在北侖區採訪時暈倒送醫。一番搶救，總算救過命來。醫生很嚴肅地警告，不可以再如此操勞。不過，出院后的李鋒並沒有停歇。稿分他最高，好稿他最多。

　　2011年春，李鋒回余姚探望母親。我坐在辦公室聽到了噩耗：他在老家去世了，是毫無征兆地過去了。

　　警鐘就在身旁，不過，寧波晚報另一個記者卞長偉卻還是步了后塵。

　　當年報社考核要求是稿分每月750分，而他卻能常以3500分的成績讓我們不禁稱他是“拼命三郎”、“鐵人”。

　　鐵有斷時，況且是皮肉之軀。半個月前，去寧波，從前同事的口中得知，“鐵人”倒下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前半生拿命換錢，后半生拿錢換命，而命卻常是拿錢換不來的。”他的倒下，讓以他為頂梁柱，讓他傾其全部力氣去賺錢照料的家，瞬間陷入了困境。

　　過勞死是誰之過？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與日俱增，但隨之而來的不是人民生活的安逸幸福，而是一路飆升的物價和不對等增長的工資。

　　幾千年來，人們最基本的追求——“安居”在當下的城市成為泡影，城市中的打工仔甚至白領，都不敢奢望擁有動輒上萬甚至數萬一平方米的房子。游走於鋼筋混凝土森林裡的人們，連“舉頭望明月”都成為奢望。

　　而日益現實的婚姻，在“居無定所”面前碎了一地。即使有個賢惠姑娘被你空手套到。沒有房子，隨之而來的戶口問題，子女上學問題，一樣讓人喘息不得。

　　於是，“老夫妻一天隻睡四個小時，賣饅頭隻為兒子在城裡能買房。”“老爸賣房賣診所隻為女兒上海買房付首付。”“情侶買不起房互相捅刀自殺。”這樣的新聞一抓一大把。

　　壓力，壓力，還是壓力。

　　面對壓力，現實中，隻擁有力氣和手藝的打工仔，隻擁有大腦裡的那點知識的白領們，要克服壓力，隻能用盡全力，用碎每一個腦細胞，用透支生命的方式賺回一點安居的資本。

　　由於勞動保護法律的滯后，對於過勞死，我國尚無准確而嚴格的法律追責體系。

　　再回到文章開始的案例，23歲的李哲高溫下加班12小時后死亡。死前他曾反抗過加班，向父母提出自己要辭職的想法，但面對巨大的房貸壓力，他屈從了。而即使在他死后，他的工作單位的負責人態度依舊傲慢：“哪裡不是高溫？”

　　於娟走了，她留下的反思卻值得我們這些正拿命賺錢的年輕人暫停腳步，好好讀一讀，好好審視自己的生活。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以下是於娟日記摘選：

　　◆我在癌症裡整整掙扎了一年，人間極刑般的苦痛，身心已經摧殘到無可摧殘，我不想看到這件事在任何一個人身上發生，但凡是人，我都要去幫他們去避免，哪怕是我最為憎恨討厭的人。

　　◆長時間熬夜等於慢性自殺。回想10年來，自從沒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燈管束，我基本上沒有12點之前睡過。

　　熬夜直接危害肝臟。熬夜時，人體中的血液都供給了腦部，內臟供血就會相應減少，導致肝臟乏氧，長此以往，就會 對肝臟造成損害。

　　◆超負荷運轉就是透支生命。每當埋頭苦學，我會下死本地折騰自己，把自己當牲口一樣，快馬加鞭馬不停蹄日夜兼程廢寢忘食嘔心瀝血苦不堪言……最高紀錄是：一天看21個小時的書，看了兩天半去考試。

　　◆環境。我並不是說，大上海的污染讓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覺，這可能是我諸多癌症成因中的一個因素：我不該毫無過渡期地從一個“無菌實驗室”（挪威）出來就玩命地趕論文﹔不該在周邊充滿空氣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機的大環境裡，在免疫力全線下降的時候，壓力過大用力過猛，讓長期積累的東西一下子全部爆發。

　　◆家具。2007年房子處理，光頭（於娟的老公）憐惜那些沒怎麼用過的家具，當寶貝般從浦東拉到了閔行研發中心用。事后發現，那些家具甲醛超標，並一直陪伴著（於娟）一家人。可悲的是，一個終年埋頭在實驗室發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於娟的老公），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愛人卻經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標的環境裡，最終得了絕症。（記者 張全錄 實習生 凌晨）

(來源:濟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