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金融游戲變本加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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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財富》周刊近日報道稱，薪酬咨詢機構預測今年美國最大的5家銀行將發放共計1270億美元的總薪酬，這包括至少230億美元獎金，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全職雇員人均近15萬美元的收入也是普通美國人收入的3倍以上。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國銀行業的權限依然過於寬泛，相關金融監管法規並未落到實處，華爾街繼續充斥著貪婪的風險交易，金融游戲花樣迭出且變本加厲。眼下，金融全球化趨勢增強，美國需要設計一個更強有力的銀行信用評級系統，並加強國際銀行統一監管准則的協調與制定。

　　銀行“大而不倒”，背后有政府“撐腰”

　　最近，“倫敦鯨”巨額虧損事件繼續發酵。美國最大銀行摩根大通共向美國証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貨幣監理署、美聯儲和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等部門支付了9.2億美元罰金，為其風險管理和財務報告系統出現的問題付出代價。與此同時，摩根大通在該事件中蒙受的損失高達60億美元。據統計，2008年至2012年，摩根大通支付了至少85億美元的和解費用，大致相當於該公司近幾年淨利潤總和。盡管如此，該公司的股價似乎沒有受到多大沖擊，高級管理層的“錢包”也沒有受到影響。這是美國銀行“大而不倒”、繼續闖禍的一個縮影。

　　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調查顯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對本國銀行機構有足夠信心的美國人約佔20%—30%，但民眾的不信任感並不妨礙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優越感。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III》的內容紛紛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以增強金融機構抗沖擊和抗風險能力，短期借貸和投機行為得到了遏制。但監管法規制定后，執行過程也變得異常復雜，對銀行自我評估的依賴性很強。　　

　　當某家公司大到對於整個金融系統都極為重要的時候，政府就不會眼看它倒閉而不救。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年后，“大而不倒”的銀行變得更大了。《華爾街日報》金融專欄作家大衛—威塞爾分析認為，美國大銀行在金融危機后無疑變得更加龐大，而且仍然被投資者認為“哪怕遇到麻煩，也會有政府撐腰”。　　

　　彭博高級金融分析師艾莉森·威廉姆斯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銀行已經通過提高資本和拋售問題資產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資本負債表，降低了系統性風險。但全球化趨勢增強和市場內部聯系日益緊密等因素，對監管者和立法者提出了挑戰。如何防止金融機構“大而不倒”，一國的監管需要盡快與全球規則相協調。

　　信用評級重塑，風險管控是核心

　　2010年制定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被認為是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其主旨之一是解決“大而不倒”的問題。該法案加強了對金融機構的系統性監管，其中包括對與金融衍生品相關的對沖基金、私募基金、信用評價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監管。威廉姆斯表示，金融監管的核心在於降低系統性風險和增加透明度等，但這些法則實際操作起來非常困難，造成監管日程上的許多項目至今仍未完成。

　　此外，簡化銀行操作程序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因為越簡單越利於監管，也越能保証金融安全。然而，華爾街的銀行游說團體不惜花費巨資，以保住銀行操作程序不受監管機構打壓，造成金融監管法規不能落到實處，加之國際上缺少統一的跨國銀行監管准則，金融說客們於是有機可乘。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熱議的“沃爾克法則”如果得到切實執行，將大大降低銀行風險。該法則由美聯儲前主席、現任美國總統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提出，核心是禁止銀行從事自營性質的投資業務，同時禁止銀行持有、投資或發起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以此在銀行風險交易和商業借貸之間筑起防火牆，從而降低銀行風險操作。　　　

　　美國《時代》周刊分析認為，在對銀行進行信用評級時，美國銀行業首先需要設計一個更強有力的系統，以取代那些等著面臨評級的銀行發錢的評級機構﹔其次，金融家將更多地為他們的個人行為承擔責任，比如有些大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應該為錯誤的交易負法律責任。

　　大衛—威塞爾分析說，作為美國脆弱經濟的副產品，超低利率勢必鼓勵大大小小的投資者冒更大風險去投機。威廉姆斯則表示，眼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銀行業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從積極方面來看，融資和流動性風險已有所下降，但監管和執法成本都在上升，未來的利率環境也變得難以預測。

　　（本報紐約9月29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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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秀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周年之際，華爾街今年的薪酬將創金融危機以來最高水平，這樣的消息讓人擔心金融危機噩夢是否會重演。

　　華爾街一直以來根深蒂固的觀點認為，高薪是吸引人才的關鍵，頂級的人才才能給股東帶來豐厚的回報。根據合同按勞取酬，按業績分紅，金融公司有了高成交額，高管和員工據此獲取薪酬似乎天經地義。獎金在華爾街成了“上帝”。於是各種金融人才各顯身手，形形色色、令外人甚至監管機構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產品誕生，華爾街一片繁榮。

　　華爾街的過度貪婪和投機釀成了金融危機，因而也成了眾矢之的，成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矛頭所向。美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採取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措施，加強了金融監管，對銀行業高薪酬進行了一定規范，應該說有一定成效。

　　對華爾街的金融監管和薪酬規范也存在兩難選擇。一方面，美國傳統上崇尚市場化，鼓勵創新，對政府干預有抵觸，華爾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實現“美國夢”的地方。另一方面，薪酬過高的背后是不當激勵，痴迷投機而不思悔改，使華爾街充斥貪婪的風險交易，再加上監管執行不力，甚至一些嚴厲的監管和規范措施在華爾街的游說下“胎死腹中”，這就會為下一次危機埋下種子。 

　　《 人民日報 》（ 2013年09月3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