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12日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正在研究制定過程中。他說,從未聽說延遲退休從公務員開始或從重體力勞動者開始。
盡管公眾質疑之聲至今不減,對養老金雙軌制亦多有不滿,但從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給的大趨勢看,延遲退休已是不可避免。多位專家建議,延遲退休要在逐步調整公眾的期望值的同時,調整養老金政策,加強社保激勵。
方式
提前告知小步徐趨
胡曉義表示,延遲退休第一要有預告期,就是說要提前幾年告知社會。第二就是要分步走,可能會首先考慮年齡最低的群體,就是現在規定退休年齡最低的群體先開始起步。應該採取小步徐趨的辦法,就是一年提高幾個月,一年提高幾個月,一步一步來,用較長的一段時間來逐步完成這種平滑的過渡。
根據現行規定,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齡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因病或非因工致殘,由醫院証明並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退休年齡為男年滿50周歲,女年滿45周歲。
因此有公眾質疑,目前退休年齡最低的多為重體力勞動者,延遲退休或將從這部分群體開始。對此,胡曉義回應稱,“說要從重體力勞動者開始做起,我想也是一種猜測。”
關於青年就業和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胡曉義表示,這確實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一個矛盾的體現。不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值得注意,2012年中國的勞動力資源總量首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前年勞動力的供給減少了345萬。
“這預示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要結束了。所以從長遠考慮,也必須研究怎麼樣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勞動力資源的問題。適當的漸進性的延遲退休年齡是充分發揮人力資源效能的一個舉措。”胡曉義說。
據介紹,延遲退休在個別地區進行了一些探索和嘗試,比如前一階段在上海進行了彈性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探索和嘗試。據了解,從2010年10月1日起,上海實施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凡參加上海市城鎮養老保險的企業中,具有專業技術職務資格人員、具有技師証書的技能人員和企業需要的其他人員均可柔性延遲退休。
分化
不同群體立場有別
盡管漸進性的延遲退休方式極力緩和政策沖擊,但大部分的公眾目前仍然對政策持反對態度,人民網此前一次關於延遲退休的網絡調查中,9成以上網友都不贊成延遲退休。
事實上,整個社會對退休年齡的看法與選擇呈現出明顯的社會分層特征,即不同的社會群體的立場和選擇存在顯著差異。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此前一份研究報告中有所體現。
這份報告將城鎮就業人員大致劃分為“權力階層、技術階層和一般階層”。一般階層指的是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群體,沒有良好的技術或專門知識,主要依靠簡單勞動獲得較低的勞動報酬,受就業能力和工作風險所限,如果養老保障制度能夠提供不錯的養老金待遇,這部分人群一般會選擇較早退休。技術階層指的是自身掌握有專門知識或技術的人群,比如醫務人員、工程師等等。這個群體大多也會選擇較早退休,因為隻要身體健康,收益最大化的一個可能選擇是一邊領取退休金,一邊再找一份工作獲取工資收入。權力階層指的是掌握資源,能夠制定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決策權的人群。考慮到權力、收入和聲望等因素,這部分人群支持延遲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當今中國的階層結構意味著,大多數人是反對推遲退休年齡的。雖然具體因素錯綜復雜,不過,各種反對聲音中,相當一部分是出於對退休后待遇“雙軌制”和碎片化的強烈不滿。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表面上看,延遲退休年齡涉及的只是個人的切身利益,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制度沒有較為直接的相關性,但是,公眾一面倒的反對理由多是出於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沒有參加養老保險改革的現狀進行攀比,進而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
盡管如此,延遲退休顯然已是大勢所趨。從國外經驗來看,為了適應未來人口壽命預期的提高,十幾年之前發達國家就開始對退休和社保制度進行改革。
經合組織近日公布的報告《2013年養老金制度概覽》稱,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經多年討論甚至政治僵局后,所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成員國都開展了退休制度改革,大多數國家已通過立法延遲了退休年齡。經合組織鼓勵各國延長工作年齡,並提到到2050年時,多數OECD成員國的男女退休年齡將至少提高到67歲。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應對老齡化的壓力更大,其途徑無非是微調退休年齡這個參數,在制度設計上要增加相應的激勵機制,以達到鼓勵提高退休年齡的目的,或改變制度結構,建立‘真實積累制’或‘名義積累制’,二者都能達到最終讓何時退休成為個人退休決策的目的。”鄭秉文說。
建議
調整預期加強激勵
雖然從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給的大趨勢看,改革勢在必行,但何時開始、怎麼執行、配套政策如何跟上,都需細細考量、慎重決定。專家認為,延遲退休政策的落實,要逐步調整公眾的期望值,調整養老金政策,加強激勵機制。
經合組織就業、勞工和社會事務司社會政策部主任莫妮卡·蓋塞認為,中國有必要進行養老金制度改革,養老金政策的制定應從長計議,人們需要提早為退休繳納養老保險和進行儲蓄,以確保老年時光的生活水准。同時,需要調整人們的期望值,向他們解釋,早退休已不可能了。這樣,人們就可為退休早做規劃,調整他們在工作和儲蓄上的決定。
她表示,經合組織國家鼓勵人們晚退休的經驗是為晚退休的人提供經濟上的獎勵。例如,多工作一年,養老金待遇可相應提高。相反,如提早退休,退休待遇會相對減少。企業還需要採取其他措施來協助老職工繼續工作,例如,為老職工提供適合的工作環境,對他們進行職業培訓也很重要,以便掌握現代化工作所需要的新技能。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研究員張兆安建議,我國適時推行“彈性退休年齡”的退休政策,如果勞動者選擇超過法定最早退休年齡后繼續就業,那麼,社會保險繳費和待遇可以做出相應的調整,以提高勞動者選擇晚退休的積極性和接受度。此外,在國家層面上,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相配套的就業保障機制,如對老齡勞動者加班的限制、工作環境及條件的保証、勞動強度的適應機制、體檢及醫療報銷等福利保障。
對此,胡曉義也在發布會上表示,將進一步完善激勵政策,也就是養老保險激勵政策,使那些繳費(時間)長,繳費(時間)多的人能夠更多受益。
“實際上我們工資的增長比養老金增長要快,你多繳費一年,等於你多工作一年,你工資的基數會更高,替換成的養老金水平就更高。”胡曉義說。
事實上《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早就指出,“建立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與繳費情況相挂鉤的參保繳費激勵約束機制”。
鄭秉文認為,這句話,既有參數式改革的含義:“一個社保制度,如果可以促進勞動供給,有利於勞動力全國范圍的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有激勵作用,這樣的制度更加適合中國。如果一個制度,使大多數人爭先恐后地提前退休,滿大街打麻將的、跳舞的,都是五六十歲退休的,這個制度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就肯定是負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