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的故事：一邊被動適應 一邊改變香港

人來人往的廣州東火車站，經常能看到“港漂”一族的身影。羅子欣 攝

“港漂”同學相約到蛋糕工作室烘焙蛋糕。（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隨著中國社會結構持續而深刻的變動，“漂”已經成為現代人非常普遍的一種生活狀態。曾幾何時，“北漂”一詞凝聚了多少在北京打拼的異鄉人的喜怒哀樂﹔近幾年來，另一個和“北漂”一樣包含了特定人群復雜情緒和獨特經歷的詞，正在互聯網上悄然涌現——“港漂。”

　　“港漂”主要是指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后選擇留港工作的人群。2003年以前，去香港高校念書的內地學生還不多，大約一年隻有數百人。他們拿著高額獎學金，在香港高校深受重視，畢業之后大多在香港獲得一份體面的高薪工作。他們被稱為“新香港人”——融入香港社會，以香港為家。

　　2003年以后，香港批准內地自費生赴港，大批內地學生涌至香港讀書。2008年，香港進一步放寬政策，開放內地畢業生留港就業。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赴港就讀的內地學生多達13000人，其中60%是自費赴港讀碩士的學生。在融入香港的過程中，文化差異、競爭壓力、情感困惑、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挑戰，使得這些年輕人成為漂泊感很重的一個群體。於是，“新香港人”很少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無根”、流浪色彩的“港漂”。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地緣、語言等方面的親近性，“港漂”一族當中廣東人佔了相當大一部分。近日，南方日報記者採訪了幾位來自廣東的80后，和他們一起分享了“港漂”一族的夢想與奮斗，快樂與哀愁。

　　男生 篇

　　關鍵詞：文化差異

　　“一邊被動適應，一邊改變香港”

　　Ken是1986年出生的廣州男孩，目前在香港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從讀書到工作，今年已經是他在香港的第5個年頭了。說起“漂泊感”，他坦言目前已經不強烈了，尤其是經歷了最艱難的頭三年之后，現在可以說是“獨在異鄉不是客”了。

　　“一開始，特別是讀書的時候，每次進出關口都不是滋味。人來人往之中，身體的撞擊、聞到的不雅味道、看到的不良習慣，對我的沖擊都很大。現在這種感覺已經越來越不明顯了，我們都在互相影響著、改變著。”

　　說起當初一起來港的朋友，Ken說“一年棄港”的最多，留下來的都是朝著“香港身份”努力的。Ken從香港大學畢業之后就一直待在香港，工作方式上他說自己已經完全“香港化”了。“內地的朋友經常和我說他們要喝酒應酬，‘人情社會’之類的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在香港工作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下班之后同事之間不會有非常多的聯系，很多人說這是香港人特有的冷漠，但我覺得，這只是他們待人處事的方式，他們對人還是友善的。”

　　Ken的月薪已經接近3萬港幣，相比入行最初已經上漲了兩次，在“港漂”一族中算是相當高的了，他自己也比較滿意。Ken是一個樂於融合的年輕人，他喜歡觀察香港人都愛干些什麼，喜歡感受那些讓人捉摸不透的“文化差異”。閑暇時候，他也會和香港朋友一起吃飯喝酒。他眼中的香港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特別喜歡去茶樓“嘆早茶”。另外，香港人非常享受很晚吃飯這件事情，香港本地人很少去“蘭桂坊”之類的地方，他們喜歡去太子、佐敦和旺角的街頭小酒吧。“這些酒吧很特別，非常中西融合，裡面既有西式的酒吧感，還會有中式飯菜，你能想象香港年輕人拿著高腳酒杯喝著香檳、啃鳳爪這件事情麼？”

　　有時候Ken也會和香港朋友聊聊時下熱門的電視節目。他發現，曾經作為“文化輸出地”的香港，漸漸有轉變成“文化輸入地”的勢頭。例如，之前熱播的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就很受香港年輕人的歡迎。“我能感受到內地和香港的角色和位置，一直在發生改變，很多‘港漂’覺得自己是在被動適應香港，其實換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在改變和影響著香港。”

　　因為工作上的需要，Ken正准備考取工程師牌照，目標是獲得香港居民身份証。除了香港優越的社保福利之外，Ken最大的動力是“旅行的便利”。他說：“我和女朋友都很愛旅行，成為香港居民就意味著擁有130個國家及地區免簽的福利，這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都是很誘人的。”

　　關鍵詞：身份認同

　　“工作上是香港人，親友眼中是廣州人”

　　余南雁的“港漂”經歷有著特殊的家庭淵源。他的母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成為香港居民，深以為憾。在廣州上大學時，余南雁讀的是城市規劃專業，本科畢業后，他順理成章地申請到香港大學攻讀城市設計專業碩士，畢業之后供職於一家澳洲建筑設計公司的香港分部。與一般的“港漂”不同的是，余南雁還同時是一個“北漂”，因為工作關系，要在北京和香港兩地飛來飛去。

　　剛來到香港的余南雁，因為承載了家人的夢想和期待，內心也有一絲特殊的優越感。然而，4年之后，這種優越感逐漸消失了。“獲得‘香港身份’，通常需要7年，我和身邊的朋友都有一種類似坐牢的感覺，好像被困在這裡不能動彈。‘港漂’朋友聚會的時候都會說，拿到身份就趕緊走了雲雲。這7年感覺很漫長，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在這個彈丸之地虛度青春的感覺。”

　　正因如此，余南雁很珍惜北京和香港兩地跑的機會。對比內地和香港，他坦言更喜歡香港人的工作態度和方式。“在香港工作，人際關系相對簡單，你可以當著上司的面據理力爭，甚至出言不遜他們也不會怎樣，工作歸工作，分得很清楚，這是他們專業性的體現。”

　　而在生活上，他更青睞北京的多元化。“在香港吃早餐，大家在茶餐廳看到的餐單都是一樣的，咖啡、多士加煎蛋，在北京，你可以找到地道的蘭州拉面、陝西肉夾饃、山東燒餅，選擇會多很多。”

　　這種多元化除了地緣因素，他認為更多是由香港和北京兩地不同的人口構成決定的。“北漂”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各種階層，而“港漂”的來源相對單一——大多都是接受了一定程度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努力或被迫地融入“香港文化”。

　　作為一個男生，余南雁對消費、購物並不瘋狂。他還深深覺得，除了消費，香港這個城市並不能提供多樣化的精神需求，繁華的背后是相對單一的價值觀。“這可能和我所處的階層和收入水平有關，我還沒有辦法去享受屬於香港這座城市的豐富性，但以我現在的收入水平，在北京生活會有更豐富的選擇，不管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很多“港漂”都會有一種“身份模糊”的錯覺。余南雁說：“工作上，我會告訴別人，我是香港人，在朋友、家人的眼裡我是廣州人。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更希望自己是一個‘國際人’。”對於是否會一直留在香港，他還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如果我家人和女朋友都希望我留在香港，我會繼續留下來﹔但從我個人事業的角度來看，未來如果在其他新興市場，例如中東甚至印尼等地方有著更好的機會，我會慎重地考慮離開香港。我覺得身份不應該是一個束縛。”

　　女生 篇

　　關鍵詞：人情困惑

　　“最后那一刻，我隻想逃離”

　　小敏畢業於廣州外語外貿大學英語專業，她從小就是香港無線電視明珠台的鐵杆粉絲，最愛看該台的外國節目，尤其喜歡字幕翻譯的風格，覺得非常“國際化”。獲得浸會大學翻譯學專業的碩士學位之后，她選擇留港工作。她形容當時的自己“一往無前”，“無論如何都要留下來”。

　　剛開始找工作時，小敏處處碰壁，她發現翻譯專業的畢業生在香港可選擇的就業方向很窄，專業優勢也並不明顯。最后，她被一個會計師事務所錄用了，擔任的是文職工作，最初工資隻有1萬港幣多一點，和她原先的期待相距甚遠。

　　工作上，小敏踏實、肯干，也非常努力，但香港人近乎瘋狂的工作節奏，仍然讓她感到意外。她沒有辦法准點吃飯，晚上8、9點鐘才吃晚飯是常態，通宵趕材料更是家常便飯。“身邊的同事都很‘搏命’，下班根本沒有時間可以和朋友、家人聚餐，周末休息時間也不固定，大家都活在高壓之下。”

　　和很多同齡女孩一樣，小敏熱衷時尚，愛看港劇。下班之后，她經常會去附近的商場走走逛逛，最愛去崇光、西武、時代廣場。“看到漂亮的時尚單品，我就會感到放鬆。我總會想，等我再賺多點錢，就能買更多、更好的東西。”

　　就這樣，小敏在香港過著簡單的“三點一線”的生活——家、商場和事務所，平淡、安穩，甚至有點蒼白。身為潮汕女孩，她的粵語說得並不好，她自嘲自己的語言能力根本不能讓她擁有豐富的社交生活。“香港的同事特別善於與客戶溝通，但往往不帶個人情感，下班之后也不會聯絡感情，關系很疏離。”高強度的工作和淡漠的人際關系，讓小敏越發感到孤獨，最初結識的“港漂”朋友也陸陸續續離開了。“他們回去后，都在商務部、外交部、外企等地方工作。在香港，我基本沒有朋友。”小敏眼神中充滿了無奈。

　　小敏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身邊留下來的“港漂”女孩基本上都是單身。她也曾和香港本地男孩結伴用餐，“他們特別喜歡談論數碼產品，但面對女孩，似乎並不健談。我們很不一樣，那種感覺說不上來。”幾次下來，小敏再也沒和香港男孩有過類似“約會”的經歷。

　　“對於一個女孩，能否找到歸屬感還是看愛情的歸宿。”小敏說，“香港的女孩子似乎特別淡定，我沒有看見同齡的女孩著急談戀愛，她們總是在工作、在購物。”

　　現在，小敏已經回到廣州，在一家外資企業工作，還有了一個男朋友。“我還記得離開的那一天，看著滿大街琳琅滿目的商業廣告，忽然覺得特別壓抑。漫天的廣告好像都在告訴你，隻要有錢就可以填補失落感和空虛感。但是最后那一刻，我隻想逃離。”

　　關鍵詞：職場高壓

　　“在香港的經歷讓我變得更強大”

　　珊珊16歲那年就立志要成為一名新聞記者。讀本科的時候她和新聞專業擦身而過，畢業之后她申請了浸會大學新聞傳理學院的研究生，攻讀國際新聞。

　　珊珊是廣州人，粵語很流利，乍一看和香港本地女孩沒有什麼差別，融入香港對她來說並不困難。“我們一個班20多人，來自五湖四海，香港本地學生隻有3個。”珊珊性格活躍，還在讀書期間，就在老師的推薦下去香港商業電台實習。新聞行業本身就是高強高壓型行業，再加上香港人非同一般的快節奏，讓她初次嘗到了吃不消的感覺。

　　畢業后，珊珊和朋友租了一間40平方米的套間，小到“除了兩張床，就放不下別的了。”兩個來自廣州的“港漂”女孩蝸居在一個小套間裡，相互依偎，周末有空，兩人會一起買菜、做飯、煲湯，有時她們也會叫上身邊的“港漂”一起聚餐，有意營造家的感覺。“和香港本地人不是做不了朋友，只是他們沒辦法和你感同身受。”

　　珊珊的室友曾加班到凌晨，忙完便是一頓嚎啕大哭，兩人相互安慰，幾乎一宿沒睡。“在家人身邊始終有依靠，到了另一個城市工作生活，所有的東西都要自己承擔，隻有一同漂泊的人才能理解。”

　　在朋友眼中，珊珊是一個“女超人”，有著旺盛的精力，不滅的斗志，她也調侃自己是名副其實的“女漢子”，從生活到工作都是自己一手包辦。她覺得香港職場上的女性都是“女漢子”，“特別獨立、干練，不會因為是女性就甘居人后，在新聞行業更是如此。”

　　珊珊記得，進電台的時候，是台長親自面試她的，“他非常看好我，覺得我身上有香港人那種拼搏精神，骨子裡很好強。”

　　她並不認為香港是一個高效而冷漠的城市，相反，她覺得香港也有細膩的溫情。有一次，她上了小巴發現自己沒帶錢包，沒想到兩個同車的香港人立馬站起來，爭著幫她把車錢給付了。“他們只是聽到我有困難就主動來幫我，在他們看來，可能就只是禮貌之舉，但這件小事一直溫暖著我的心。”

　　后來，珊珊又在香港寬頻的香港頻道工作了一年時間。“我很清楚自己，去香港就是為了奮斗，為了能夠實現新聞夢想，很多人雖然漂在香港，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這份逐夢的專注，也讓她無暇顧及戀愛。她淡淡一笑：“自顧不暇的時候，戀愛就太奢侈了。”

　　回廣州后，珊珊繼續在媒體做記者，周末她會經常陪在父母和朋友身邊。她沒有透露她離開香港的原因，只是一再重申，對於兩年多的“港漂”生活，她非常珍惜，也很感恩。她坦言：“香港的女孩穿一樣的西裝，用一樣的品牌包，追求一樣的生活和未來，我覺得她們並沒有想象中那麼有個性。我在那邊吸收了我認為好的品質，再加上我自己的思考，‘港漂’的經歷讓我變得更強大。”（記者 鐘琳）

(來源: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