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QE 美聯儲需考量三大風險

　　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本周將分別在參眾兩院進行半年期貨幣政策証詞陳述。自上次貨幣政策會議提出“或在后半年退出量化寬鬆政策(Q E)”，到日前借“百年美聯儲”演講之機重申寬鬆立場，任期進入倒計時的伯南克儼然成為左右全球市場情緒的“最強音”。

　　從最近美聯儲官員表態看，退出非常規的Q E只是時間早晚之事，央行內部所謂“鷹”“鴿”兩派，現在已無“退”與“不退”之分，而是依據“早退”與“晚退”兩種思路劃定楚河漢界。兩派間的論戰，大多圍繞未來幾個關鍵時點逐一展開，比如何時開始執行退出計劃、何年何月起逐步加息等，反正跳不出2013年9月到2015年5月這個時間范疇。至於美聯儲官員對短期內850億美元購債規模保持不變的承諾，對退出Q E不等於退出寬鬆環境的解讀，無非是給受到驚嚇的全球投資者派發一些“鎮靜劑”而已。

　　再說伯南克，作為本次美版量化寬鬆的始作俑者，由其親自確定Q E退出方案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似乎責無旁貸。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在伯南克主導下用光了降息籌碼，然后推出數輪量寬並輔以“扭曲操作”，雖然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必要支撐，但也令央行資產負債規模膨脹到3萬億美元之上，伯南克因此被戲稱為“直升機本”。未來數年，告別伯南克之后的美聯儲將在經濟穩步復蘇的基礎上引導貨幣政策回歸中性，同時努力讓資產負債規模降至危機前水平。

　　當然，對美聯儲而言，退出Q E也絕非一錘子買賣，至少在9月份之前，伯南克和其他央行決策者仍需考量三大風險。

　　首先是經濟下行風險。最近半年，以經濟增長判斷，美國已然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亮點，但也僅僅是相對好過一些。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美國一季度G D P增速按年率計算被向下修正為1.8%，而IM F預測美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速也僅為1.7%和2.7%。具體來看，雖然G D P比重中佔2/3的消費者開支在樓市回暖、股市攀高的財富效應下保持增長態勢，但美國制造業連續擴張數月后已顯疲態。值得關注的是，美聯儲看重的兩大指標性數據———失業率和個人消費開支指數(PCE)並不令人放心，前者雖然降至7.6%，但若拿出勞動參與率進行對照(目前降至60%多)，在經濟回暖問題上顯然缺乏說服力﹔后者目前仍徘徊在1.1%一線，距美聯儲心儀的2%相去甚遠，恰恰証明美聯儲還應保持Q E更久一些。如果過早退出刺激政策，美國經濟復蘇可能遭遇更大的“逆風”，這種羅斯福時代的教訓正是伯南克需要極力避免的。

　　其次是市場風險。此前伯南克的多次喊話，可以理解為就Q E退出計劃進行的“壓力測試”，但市場反應之大可能出乎美聯儲官員的反應，具有標杆意義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前不久已經觸及兩年高點。美聯儲政策轉向的市場預期越強，美國國債收益率就會越高。如果貿然啟動退出計劃，國債收益率繼續走高將增加美國政府融資成本，還會對住房抵押貸款市場構成威脅，進而影響美國樓市復蘇進程。

　　再次是政治風險。美國政壇去年就上演了在最后一刻跨越“財政懸崖”的鬧劇，扶持經濟的重擔全落在美聯儲的肩上。再看今年，“自動減支計劃”已經啟動，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將在下半年逐漸顯現，而民主、共和兩黨還將互潑臟水，糾纏於新一輪的債務上限談判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美聯儲在退出Q E的時機選擇上會慎之又慎。

　　由此看來，伯南克會像前任格林斯潘一樣，由繼任者為自己主導的貨幣政策劃上句號。王龍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