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坐牢3143天后真凶落网 获150万国家赔偿【2】

　　 精神损害赔偿缺标准

　　 受害人希望获得国家赔偿，但最终获赔多少钱，显然是“当理想照进现实”的尴尬。前述43起裁判案例，50名受害者申请赔偿共计1749.53万元，最终，法院支持了248.74万元。

　　 在这当中，官员邓苏元无疑是反差最明显的。他申请国家赔偿240万元，获赔8740.95元，前后相差近300倍。

　　 2005年，这位河南义马市副处级干部的命运一波三折。8月25日，他被刑拘，23天后取保候审。11月18日，他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4年后，邓苏元被宣告无罪，其副处级待遇随后恢复，单位给他补发了免职期间的工资。

　　 在《国家赔偿决定书》中，上级法院对“工资及职务待遇减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万元”、“申诉交通住宿费及其他费用10万元”等请求没有支持。

　　 法院的理由是，邓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实，住宿费、代理费没有得到支持并不奇怪，前述43起案例中无人获赔这类费用。

　　 律师胡大宽认为，此部分费用也应当赔偿，“如果没有赔偿义务机关的错误行为，就不会使受害人出现为解决纠纷而产生的费用。”

　　 在马怀德看来，请求赔偿过程中实际的耗费、预期利益损失等内容，均属于间接损失或非法定的、不确定的损失，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实践中多数不认可这类赔偿，但也有个别法院认可请求赔偿中花的律师费、材料费、交通费。”马怀德认为，这要交给法院去裁量，如果确实是为了获赔而实际支出的损失，且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未尝不可。

　　 但河南省一家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告诉记者，不少受害人举证不充分，只能由法院判断事件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土地、房产类案件，有的地块价值变动快，其损失在法律认定上需要权衡。

　　 值得注意的是，邓苏元获赔的8740.95元里，有5000元是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文献的运气差些，由于他的案件生效判决在新《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只能适用旧《国家赔偿法》，而旧法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说。

　　 可有了此说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难以量化。马怀德说，该标准由法官自由裁量，根据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参照上级法院或其他法院的判例，来确定相对合理的赔偿标准。

　　 一位行政庭法官对此表示，他们日常即参照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民事一般最多赔偿4万元。”

　　 不过，胡大宽代理案件时发现，各地法院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有时，同一法院内部也因承办法官有不同理解，所作判决结果也相差甚远。这使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据马怀德介绍，广东等省已确定一些精神损害赔偿的要素、大致标准，有的地方精神损害赔偿已达50万元。备受关注的“张氏叔侄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度达45万元，被媒体视为“破司法实践纪录”。

　　 事实上，制定标准的紧迫性在前述43个案例有所体现。近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最终支持的数额，约占受害人申请精神损害赔偿总额的8%。

　　 另有一点值得肯定，该样本中，裁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绝对数额，也从2012年的5000元，上升到李桂银案的15万元、李怀亮案的20万元。

　　 谁来裁判，谁可能“过问”

　　 河南某中院一位人士介绍，一些中院裁判国家赔偿案件通常分两条线，一是行政庭负责的行政赔偿。行政庭无专人负责行政赔偿案件，所有法官接到案件几率均等。

　　 二是由赔偿办公室受理申请的刑事赔偿。有的中院赔偿办公室负责人由其他业务庭领导兼任，行政庭也会有法官出任赔偿办成员。但是，刑事赔偿不需参加庭审。

　　 在马怀德等国家赔偿法起草者看来，法律规定由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且其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类似听证，已能兼听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双方各自的诉求。

　　 据媒体报道，曾有人主张刑事赔偿通过庭审进行，但反对者认为，“实践中90%的刑事赔偿是羁押赔偿，这些案件都有完备的法律文书，书面审理即可迅速查明，何必再走那熬煞人的诉讼通道。”

　　 这些裁判有时也会被“过问”。一位曾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法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涉及当地重大工程、龙头产业，与之相关的土地、环境等行政赔偿问题有时会由政府法制办反映给当地领导，“领导过问案件，问‘你们怎么受理了’、‘怎么处理好’，问法院几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体制问题。”

　　 另一些需要请示的，还有涉及群体性事件等案件。

　　 律师胡大宽表示，他代理的一些案件中，国家机关并没有重视当事人的申请，没有主动提出协商，也不承认其行为存在违法。

　　 马怀德坦言，国家赔偿是一种要由国家承担责任的制度，国家机关多少还是有抵触情绪。尤其是公务人员，或许会觉得都是在履行公职，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刑事赔偿中，对于结果责任原则承担的赔偿责任，他们无法理解。”

　　 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各级财政要将国家赔偿经费列入预算。马怀德介绍，几年前，全国法院、检察院各级财政支付的国家赔偿金额在1.8亿元左右，各地有多有少。

　　 对于一些法官来说，现有体制让其不得不考虑“平衡”的艺术。一位行政庭法官透露，很多情况下，法官如果直接下判决，执行肯定没问题，政府不会赖账。但考虑各方面因素，有时不得不给一些机关台阶下，“如果政府真的做错了，我们不会姑息纵容，但是会调解，让政府也下得来台。比如和他们说，如果赔偿到位了，原告会撤诉。”

　　 “这只是实现个案正义。但是，你不裁判，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个案件消化了，以后可能还没有学会依法行政。它不认为是个错误，这次把这个错误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影响，就不能警示其他机关以后不犯这个错误。”前述法官说。

　　 马怀德坦言，国家赔偿制度实施将近20年，从整体上来讲，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实施相比，它还有很多困境，“从赔偿实践和案例来看，总体效果并不好。”

　　 他建议，未来应该畅通国家赔偿的渠道，也要逐步调整信访这样通过行政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让更多的赔偿纠纷能够直接进入国家赔偿程序中。

　　 在河南一位法官眼里，能向国家要赔偿的公民都是很有勇气、很值得同情的。“有些问题是立法不完善，有些是法院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让我们法官夹在中间。虽然同情也想支持，但是还有些东西束缚我们。”

　　 “我们考虑的问题，除了法律效果，还要兼顾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不过，我们最起码，能尽量考虑到弱势群体。”他吐露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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