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坐牢3143天后真凶落网 获150万国家赔偿

　　 1996年，42岁的四川遂宁人王本余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2012年，北京警方将真凶抓获。王本余被释放并获得150万元国家赔偿。

　　 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另支付被羁押3143天的赔偿金—这是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桂银的国家赔偿决定。2003年，李桂银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捕，2012年被无罪释放。

　　 单看15万元，这已是河南各级人民法院近5年国家赔偿裁决中较高的一笔“精神损失费”。不过，要是在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出台以前，他的精神损失恐怕得不到法律承认。

　　 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施行，到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出台，国家赔偿制度已走过将近20个春秋。据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013年全国审结国家赔偿案件共2045件。

　　 “我们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但赔偿案件实践中这么少，多数走信访或其他途径去解决，这恐怕是《国家赔偿法》实施的一种悲哀。”参与该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2045件分解到全国3000多个基层法院，平均每个法院不到一起，这不合常理。

　　 先天弱势的受害人，怎么才能让强势的公权力从口袋掏出钱来？在这场外人看来“实力悬殊”的博弈中，“游戏规则”如何设置，无疑考验立法技术和国家的诚意。

　　 赔偿门槛，逐渐降低

　　 陈沽宏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拿到了一纸民事裁定书。此时，那份4年前让他被强制搬出房屋的裁定，被确认违法且予以撤销了。

　　 被确认违法的裁定，当年是由光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下一步，陈沽宏可以凭信阳中院的新裁定，向光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在国家赔偿的立法时间轴中，陈沽宏位于旧国家赔偿法已着手修改、新国家赔偿法尚未出台的2009年11月。那时，受害人须先走一次程序，确认国家机关“做错了”，之后再赔钱。

　　 “这无疑是让国家机关先自打耳光。”舆论认为，如此立法设计，让1995年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有沦为“国家不赔法”的危险。

　　 在今天看来，国家赔偿案件并不鲜见。在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上，以“国家赔偿”为标题关键词，2009年至2012年可分别检索到11起、2起、3起、1起。2013年，这一数据突然增至17起，2014年未满6个月，已有9起。

　　 这并非河南近年来审结国家赔偿案的总数。国家赔偿分行政、刑事赔偿两类，前述公开的43份裁判文书只是标题被突出了“国家赔偿”而已。

　　 这其中有15起为刑事赔偿案件，其余涉及判决执行、行政执法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11份裁判文书中，只有一份系确认行为违法、可进而申请赔偿。另5份是不予受理，3份是准予当事人撤回申请，两份是驳回请求。

　　 马怀德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国家机关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的行为主要是违法行为，违法被视为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重要条件。

　　 马怀德发现，在国家赔偿法实践中，特别是1995年至2000年，一些机关的行为虽不违法，但同样损害了相对人的权益，“对这类行为不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

　　 “想要赔偿，先认定违法”，这个绕不过的弊端降临在了陈沽宏的家人身上。2010年2月，凭着信阳中院的民事裁定书，陈沽宏及三位家人向光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最终，只有陈沽宏拿到了国家赔偿款47267.01元。他的三位家人由于未申请确认光山县法院的裁定违法，所以不具获赔资格。在当年，这个结局并无不当。

　　 如果换在2010年12月以后，他们的境遇可能会好一些。新《国家赔偿法》当时开始施行，“先行确定违法”的做法终结。这一思路延续至2012年最新修正的《国家赔偿法》。

　　 修法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国家赔偿案件审结数量从2009年本呈下降趋势的1531件，上升至2011年的2035件、2013年的2045件。

　　 不过，全国30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审结数却多年只有2000起左右，一些学者认为不合常理。有人推测，有的矛盾或流向了信访等渠道，国家赔偿的救济功能未充分施展。

　　 但众多学者、法官都认可的是，国家赔偿门槛逐渐降低，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立案或遇阻，赔偿较费时

　　 河南某法院行政庭一位法官发现，国家赔偿案件中，不少原告法制意识不强，在法庭上言谈举止有时不讨人喜欢，“但是换换角度思考，人家真受了冤屈，法官不能有成见。”

　　 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前述43个裁判案例显示，有32个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7个是公安局，两个是检察院，其余两例是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赔偿请求人不仅面对的是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还要让其从口袋掏出赔偿金。不过，在43个案例中，仅7名当事人聘请了律师。

　　 对于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大宽来说，他的一起“战斗”已持续多年了。1999年，他的当事人李文献涉嫌故意伤害被羁押，2003年，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

　　 然而，超期羁押期间，李文献的生殖器被割造成六级伤残。并且，李有精神病史，按规定，本来就不应该被羁押。

　　 胡大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初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当地基层人民法院多次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后来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另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这才进入诉讼程序。

　　 胡大宽说，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管行为是否违法、监管行为造成受害人的伤害范围等问题，一直是案件焦点。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才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证据，证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原因之一，就是几次审理都没有认定其精神病的伤害后果是监管行为所致，这也影响了赔偿数额。”胡大宽说，多年来，经过诉讼，获得的赔偿数额从少到多，慢慢增加，现在超过40万元。

　　 时隔11年，李文献的赔偿诉讼还在进行。但这并不是跨度最长的赔偿申请。2013年，一位朱姓老人申请国家赔偿，为的是其上世纪70年代被以反革命罪判刑6年的案件。由于彼时尚无国家赔偿法，申诉被驳回。

　　 一位法官并不讳言此间维权时间成本的巨大。“维权需要一定代价，正义迟到了，但不会缺席。但是，我们有时也感到很困惑。”

　　 他曾了解一起计划生育超生案件，起因是一名婴儿在上世纪90年代被计生人员引产出生，导致先天残疾。婴儿长到20多岁后，母亲告当地政府要求国家赔偿。法官曾希望政府一次性支付，但政府表示财政负担不起。

　　 最终的折衷解决方案是，政府以五六年为单位，分期支付给原告，此前已赔了20多万元，“有的是法院支持，但有些时间成本也没办法。”

　　 不过，占国家赔偿案件另一半壁江山的刑事赔偿，则通常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

　　 马怀德说，刑事赔偿中，赔偿义务机关通常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都是上级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这种情况如果用诉讼的方式，可操作性并不大。

　　 “我们要求非诉讼的方式也尽可能地采用听证，或者类似听证的陈述申诉的方式，保证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他认为，客观效果上来讲，这跟诉讼还是比较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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