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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了爱情也毁了想象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在济南市七里河附近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十多万，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1992年，杨延平从山东工艺美院毕业后，选择了做自由职业者，画画谋生，但事业发展不顺，两口子为钱的事经常吵架。
2006年，杨延平注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画面中，一身职业装的男子面色憔悴，挎着公文包的他与众人排队挤地铁，在CBD核心区行色匆匆。身上背负的巨大房屋模型，让这名男子始终佝偻前行。
“上面画的，不就是我吗?”《包袱》这件作品，让杨延平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40岁时，杨延平去杭州中国美院读硕士，想拿张文凭增加竞争力。西湖边的诗意生活很符合他这个画画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价已经达到3万了，毕业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个大问题。
杨延平为房子付出的“机会成本”，西班牙《世界报》曾这样描绘:“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依着杨延平的个性，当个有酒喝的流浪画家或许更符合“真我”，但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献给了房地产，“这是一种对青春的掠夺”。
这样一种“被掠夺感”，只会加剧个体的焦虑，从杨延平的焦虑到房奴群体的焦虑，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紧张感。
按照国际标准，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这条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会造成买房者在生活中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被奴役般压抑。
杨延平的幸福感被消减，但毕竟他有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这也是市场化通过提高效率促使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表现，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对社会文化的破坏，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对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杨延平说，当大多数中国人把买房看成获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为家庭稳定的基石时，还有谁那么容易逃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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