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2】

笔者认为，我国经过40多年努力已经成功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现行生育政策到了需要调整和完善的机遇期，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已经完全具备了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基本条件：

第一，21世纪初，我国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调整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与我们当前所提倡的统筹观、协调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是我们在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上追求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

第二，如前面所述，我国人口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我国人口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年龄结构由增长型向老年型的根本性转变，目前乃至今后很长时间内人口规模增长的势能将大为减弱。最新的国内外各种预测表明，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增长峰值将肯定达到不足15亿人，随后将出现人口负增长。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完全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促进生育水平的继续下降。 即使现在开始不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我国的生育率也将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独生子女为核心的生育政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是需要改变未来生育政策方向的时候了。

第三，公民的生育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目前生育主体为80后和90后，新一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意愿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甚至政策生育水平。同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很高，高昂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因素都对生育变化发挥了强大的抑制作用。调整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并不会出现生育反弹的风险。

第四，我国二胎政策实践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实施经验。过去接近30年全国各地的二胎政策实施经验表明，二胎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前瞻性地避免或延缓过快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有利于社会倾其全力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投入国民教育；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合乎民情民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微观与宏观、短期与长期、现在与未来的协调；体现了以人为本、符合追求公民基本权利、社会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基本价值。

着眼未来：

生育政策调整收益远大于风险

站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综合、系统的评价生育政策调整的收益和风险至关重要。毋庸置疑，以生育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生态环境等综合战略因素，需要充分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利害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体系。笔者认为，生育政策调整的显在收益和潜在风险并存，但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见图2）。

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本身是有系统、综合以及中长期的考虑，追寻生育政策的短期效益并非其最终目标，但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首当其冲影响到最近5-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其收益从短期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育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内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调整还可以有效刺激国内刚性消费需求，避免生育成为奢侈消费品，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

与其他物质再生产不同，人口再生产不是在短短的5-10年内能够实现的，人口再生产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一个人从出生时哇哇落地的婴儿成长到青少年，再成为社会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至少要着眼于十年以上的预测和判断。笔者认为，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从较长时期，也就是中期来看，有以下的收益和效用：一方面，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缓解人口增长不平衡状况，避免人口逆淘汰现象；另一方面，生育政策调整还可以稳定和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内需动力。 生育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中国人口长期的合理、有序发展，着眼于长期收益是科学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关键之处，也是人口政策制定者和人口规划的实施者们所不能忽视的。生育政策调整必须充分考虑长期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等诸多领域需求相适应，为其创造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同时，从长期收益来看，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恢复家庭伦理生态，延续中国传统文化。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任何一个人口问题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制约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生育政策的调整也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潜在风险，主要包括贫困人口削减难度加大；在资源环境方面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人均资源不足矛盾进一步突出，对外资源依赖程度持续加深；人口过度聚集问题显著，人居环境可能持续恶化，等等。

不过，只要我们正视这些潜在风险，积极做好统筹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相关制度设计，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机遇，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问题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