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为了调节和干预人口发展过程,实现既定人口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法令性规定和措施的总和。一般来说，人口政策大致分为广义性人口政策和狭义性人口政策。前者主要是指涉及到影响人口发展过程各个环节（包括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公共政策；后者主要是指调节人口再生产过程（包括婚姻、生育、节育、避孕等方面）的相关法令和规定。综合而言，生育政策是狭义人口政策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生二胎的几次进退。

盘点过去：功大于过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生育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在实践探索中艰难前行，历经十年多摸索之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生育政策体系以及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也就是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影响面广的基本国策,并为我国成功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撑(见图1)。

2012年3月26日，重庆云阳县农村，一位母亲牵着孩子。

7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晚、稀、少”为核心的生育政策。1973年，正式提出“晚、稀、少”和“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此后，70年代生育率奇迹般地下降, 致使我国以往的较高总和生育率降至近乎为更替水平, 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的奇迹。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更是下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并在21世纪之后长期处于1.5左右的低生育水平。

回顾过去不难看出，我国最初生育政策的出台早于改革开放，这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人均收入不高，经济积累不足，人口生育意愿较为强烈的背景下，一些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且依赖行政工作体系的生育政策及相关措施的制定确实有效的抑制了建国之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大大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极大缓解了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不仅在人口数量、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的统一中实现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的40年人口控制实践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功大于过。不过，面对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及着眼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不论是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上看，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

正视现实：

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

在客观评价以往计划生育的功过的同时，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突破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2011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50%以上。伴随着上述社会经济转型，绝大多数公民生育意愿明显下降，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当时制定和实施生育政策的经济社会环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从1982年的33.59%急剧下降到2010年的16.60%，28年间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这一比重仅仅高于同期日本、德国，但却远远低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这说明即使与其他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相比，近30年来我国少子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鉴于上述社会经济变化及人口转型，尽快调整生育政策，使之与现代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平衡，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政策调整。

伴随着我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且高位徘徊（2010年接近118）以及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婚姻挤压、计划生育失独家庭、家庭养老资源减少、独生子女教育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成为新形势下人口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因此，实施长达40多年的以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政策日益受到学者、决策者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仍然有一些学者发出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但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更多的学者则从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等跨学科的视野上反思现行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虽然目前不同学科所采用的数据、方法和视角不同，但是大多数的研究结论都认为，调整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此做出适当调整。除此之外，尽管不同学者提出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各有差异，有的主张“软着陆”，也有主张“硬着陆”；既有主张放宽二胎部分限制，也有主张全面实行二胎，但是这些学者的基本共识是：呼吁对现有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

事实上，自我国1980年出台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生育政策以来，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争论就一直在持续。综合而言，学者们主要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展开争论：即生育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数为本”前者认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改变了以往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人口渐老成为了未来人口变化的不可逆转常态，加上未来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因此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完善现有生育政策。而后者则认为，尽管现阶段生育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是人口众多还是现在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人口数量过大为资源、环境带来持续的压力，因此，需要稳定现有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