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立国”向“文明立国”转型成中国未来新选择。宣传生态文明,提升国家形象,“2011西安世园会”远望长安塔。
从文明发展高度,重新定位中国发展目标,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充分利用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所带来的新机遇,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国选择的新治国战略
从“革命立国”到“经济立国”,应时而变的治国方略不断将中国推到新的历史阶梯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再次进入新的转型发展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新能源革命推动的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兴起的新时代背景下,制约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根据历史经验,随着中国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治国战略也必须进行调整。适应中国与世界转型的新变化,十八之后的治国战略面临着从“经济立国“向“文明立国”的转型。
矿泉水瓶建“城堡”,作品表达对海洋和生命的赞美,以及大自然遭到劫难而悲愤的哭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走“文明立国”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是将世界文明推向一个新时代的大机遇。世界经济向一个新时代的大机遇。世界经济是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经济革命的动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发下兴起的以新能源革命为核心、以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新经济革命,已经不属于工业经济范畴的革命,而是继工业经济之后一种全新经济形态的革命。得出这个结论根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经济形态基因的革命。人类经济史证明,决定人类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是支持与喂养经济发展的资源形态。200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开启工业文明新时代的革命,就是因为蒸汽机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创造财富的能源,从农业经济时代靠天吃饭的“太阳能”转向了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随着支撑与喂养经济的能源形态变化,必将引发经济形态的变革。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新能源革命给当代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局部的变化,而是将人类从工业经济时代推向生态经济新时代的革命。
二是新能源经济已经成为动力内生、自我繁殖的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新能源之所以快速纳入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成为政府与企业竞相投资的对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推动解决能源与环保的利益机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长期以来围绕能源和环保的投资大多属于只有社会收益,没有财富收益的公共投资,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和绿色经济却成为财富收益和社会收益双重作用的经济,成为可以进入市场经济进行自我繁殖的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革命带动新经济革命是一个已经发生的革命,而不是一个未来的理论上的革命。
三是新能源经济将会成为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经济全局性变革的先导产业。判断新经济革命是否到来的另一个标志,是衡量引领新经济革命的先导产业是否出现,某类产业是否属于先导产业。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产业,具备了成为引领新经济革命先导产业的三个条件。首先,长期以来制约新能源发展的通用技术,如太阳能等利用技术正处在最后的攻坚阶段,通用技术一旦突破,将会导致生态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次,新能源作为龙头产业,将会引领一系列新兴产业群的崛起。最后,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对构成传统工业经济体系的大厦根基颠覆性的冲击,整个现有经济体系与利益格局将面临重新调整与再造。
不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充分说明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将人类导向一种全新经济时代的革命。那么随着经济形态转型,将会带动文明形态的转型,这就是已经被纳入党的十八报告所讲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世界发展进入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发展也同样面临以下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生态文明新时代兴起,意味着引领世界发展主导的文明形态,将由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受到挑战最大的是当代中国,因为中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正当我们雄心勃勃要完成工业化之际,若把正在进行中的工业化纳入生态文明发展轨道,需要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洞察力与及时调整战略目标的勇气。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战略,正是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次,世界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意味着主导世界发展的规则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近代以来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发展规则,根源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但是基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导致能源与环境危机,导致世界发展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无法承受的代价。全球性能源与环境危机的解决需要超越传统国家边界的协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更文明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文明发展模式,不是以一国单一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以提升全人类的福祉为目标,不是让导致两极分化的竞争规则来主导世界的文明秩序,而是要让和谐共生的规则来主导未来世界文明秩序。历史实践证明,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开启,那么世界为中国发展提供的战略机遇期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世界给予中国的发展机遇期,不再是沿着传统工业化轨道,多少年赶上美国,而是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探索新文明模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文明发展高度,重新定位中国发展目标,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充分利用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所带来的新机遇,是中国未来必须考虑的新治国战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发展为中国追赶西方工业化、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期,那么生态文明新时代开启,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相冲突,但与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却有高度契合性。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最好的道德格言进行筛选评议,最后大会一致通过,选取中国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1975年世界大师级的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的汤恩比博士和日本的池田大作,在一场历史性对话中,形成的共识是:21世纪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弘扬中华文化。总之,中国传统文明模式,决定了根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不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归宿,中国无法仅仅通过工业文明实现民族复兴,也无法通过工业文明实现和平崛起。西方的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国从古代农业走向未来生态文明的一个阶梯、一个过渡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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