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承载的唏嘘叹惋

　　□李 玮

　　电影《1942》已上映一段时间，冯小刚的品牌效应加上前期如火如荼的宣传，使它毫无争议地成为2012贺岁档最不能忽视的华语片。如同惯常，名导大作引热议，但在谈论《1942》时，大量的影评人、公知、权威媒体人士，用诸如“热泪盈眶、良心之作、拷问民族”这样的字眼去形容它——“是个中国人就必须去看它且为之感动”；上映之后，这样的声音亦一直持续，大量有关1942年的饥荒史实被翻出；同时，类似“绑架民族感情圈钱”这样的反对声音也渐成规模。电影即是作品，但离开文本角度的过分解读，让这种热议多了些许别的味道。针对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从业者该如何面对作品，更是我们需要探究的。

　　影片《1942》以全景画的形式，展现了抗日战争进入拉锯阶段后发生于河南的一次大饥荒。冯小刚（或者说是刘震云）在这里选择了宏观与微观二者兼顾的立体历史学方法，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影片正面清楚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会饿死300万人？

　　遗憾的是，影片即使已经将所有相关责任方都拎到了历史的审判席前，作为法官的观众仍然难以为他们定罪，因为影片并没能很清楚地解释饥荒的发生与恶化。高层，陈道明所饰演的蒋介石被表现得模棱两可。他对灾荒到底是什么态度，是真不知情，佯不知情，还是不在乎，或是顾不上？不如原著交代得清晰。唯有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体现的软弱、善良和上下交困令人过目难忘。影片对天灾的起因一笔带过，对人祸的放纵也缺乏深层次讨论，过于简单地将灾难归结于政府高层的冷漠和中下层官员的腐败，有损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影片篇幅最大的是梁东家从河南延津逃荒到陕西潼关，一路上家破人亡，同路的佃户瞎鹿一家也妻离子散的线索。这两个家庭的引入，是比较出色的改编设计，地主逃难当然要比贫农逃难对体现灾荒的严峻性更具说服力，影片颇为黑色幽默地展示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饥荒中被轻易地拉平乃至颠倒。但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是难民到底怎么活下来的？

　　以老东家一家为例，因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他们早早就失去了全部储备粮。影片提到他们一路上吃树皮、喝猫汤、换小米，但似乎仍无法解释他们是怎么熬过那几百天还同时前进了几百里地的。没有“吃”就不足以表现“饿”。无意忽视演员减肥的牺牲，但银幕上的他们看上去的确不太瘦也不太饿的样子，相反还不停地追逐、打斗甚至求欢，悖于常理。高屋建瓴的全景视角未能剖解饥荒的造成，细致入微的局部特写也无法说清幸存者究竟何以幸存，这真的是影片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加上电影里只有一个旁观者，一个肯冒险却与中国的处世哲学毫不兼容的美国新闻牛仔，采取对党国政府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完成为民请命的大任，让作品少了一股神气。一部表现饥荒的电影中，觅食的场景少而又少，正面表现灾民“吃”的动作也几乎无影无踪又让影片少了一股子地气。

　　在中国电影近几十年的发展路途中找寻，不难发现几乎所有中年以上的中国导演身上都带着一层原罪，旨在对这个民族的百年苦难说点什么，不然就像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而言，《活着》、《霸王别姬》和《蓝风筝》分别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几句交代，而冯小刚心里的那块石头，就是《1942》。因此，冯小刚导演在面对公众、媒体表达对于《1942》的钟爱时无法言喻，然而对历史厚重感的迷恋和时代的金戈铁马探寻，电影的两个小时是很难承载太多的“吾国吾民”的唏嘘叹惋。

　　也许是导向的问题，媒体、观众也越来越多的关注影片背后的故事，而作为导演个人，就更不能提供那么多不应属于作品本身的解读空间。也难怪有媒体用“隔靴搔痒”来形容冯小刚在这部电影上的得失。确实，挠痒和止痒真的是境界上的差别。《1942》这样的历史题材值得倡导，因为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任何作品都有教化的功效，但存在就是价值，无须言他。“离家已有一月整，挨冻受饿加上生病，梁东家本是富贵人，没想到死在路途中……谁让无信念！该放下时就放下，上帝就在你身边”——影片里的这首弥撒歌特别好，从戏里唱到了戏外。

(来源: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