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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治东:“赚钱机 器”的另类复出

来源:《中国机电工业》

这位昔日的“证券教父”依然是传媒追逐的对象,但是,这一次,引人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老申银,而是阚正在打造的“东方系” 资本。在东方现代成立前后,阚治东时常被各方传唤“汇报情况”,不过,这些惹人心烦的琐事并没有影响其对投资项目的选择。
2013年01月29日15:21        手机看新闻

  这位昔日的“证券教父”依然是传媒追逐的对象,但是,这一次,引人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老申银,而是阚正在打造的“东方系” 资本。


  阚治东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激情昂扬的有点刻意——这从其变得纤细的声音中很容易察觉。这个58岁的男人可能并没有觉

得自己是在表演,只是下意识地做出了面对公众时“应该”有的姿态:那种自信满满的眼神,以及不断从嘴角溢出的微笑,都流露出一丝春风得意之感。

  也是人之常情——当众多闪光灯在你面前咔咔直响,那种成就得到认可甚至追捧时的热闹场景,自然而然就会将你推向一种与平时不同的状态。其实,阚治东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有时甚至会让人稍有点“过”——这可能与其天蝎座警惕性高的本能有关,但更多的,是其独特的经历造就的。作为中国证券业的第一批拓荒者,阚治东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迅速扬名立万,赢得了“证券教父”“赚钱机器”等美名,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难道你认为不应该谨慎吗?”阚治东反问,“你是没碰到很多问题,等遇到之后,你也会变得越来越谨慎的。”

  明眼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阚治东身上的这种矛盾: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各种人的关系,从跟了他十多年的司机到经常打交道的传媒、政府官员,都用心照顾到;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对人生中的起起浮浮“不必太在意”,甚至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处理关系的失败者”,否则,就不会发生“那些事情”了。

  所谓“那些事情”,一是1997年被迫离开一手带大了的申银万国,其次是因南方证券而遭受牢狱之灾。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事,成就了今日的阚治东,否则,就不会有《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的出版了。在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书里,阚治东以一位中国证券业第一代从业者的身份,记录了这个现在红得发紫的行业初创时的艰难、迷茫,以及埋葬了诸多名流的坎坷成长。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到今年为止,刚好二十周年。在阚治东以及敲响上交所上市第一锣的尉文渊等证券“老兵”看来,一切似乎还在昨天,但对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讲,已经是很远很远的历史了。阚治东觉得,作为第一代证券人,应该趁“记忆尚未出问题”时,做一个回顾,给后来者留下一些资料和鲜活的故事;否则,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会连“中国证券市场怎么起步的”都不清楚。

  “这不只是我自己,或者老申银,而是一代证券人的历史。”阚治东说,“我想告诉大家,中国的证券业不是一下子就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如今,随着私募、PE(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各种基金的日益流行,资本市场的层次逐渐丰富,人们的选择更多样化;IT技术的发展,使大家只要轻点鼠标,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完成想要的交易。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就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现在的人们的确很难想像,在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当十万人都到现场去抢购新股时,场面是怎样的壮观: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占领了整个路面,所有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人们为不能进场而愤怒,一群年轻人喊着“一二三”的号子,试撞开大门。大铁门虽然被警察用绳索加固,但仍有可能被撞倒。有些手脚灵活的年轻人爬上体育场附近的建筑物,翻墙而入。有几个人从二三楼跳下来,脚都摔断了,需送医院救助。场内人群也不平静,在缺少食品、饮用水的场地里,要求人们长时间有秩序的排队是相当困难的。人们开始起哄,场内秩序也越来越难以维持。

  这是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行业:对财富效应的热情,对神秘莫测的运行规律的敬畏……人性固有的自私、贪婪与恐惧都会被放大。在这个行业里呆久了,对人都会产生新的认识。面对疯狂、混乱的抢购现场,阚治东深深感到:欲望难以满足的人群有时候真的跟“狼群”一般,而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一下子变成驯服的“羊群”。

  证券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业者会时刻经历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纠纷,对人性的考验注定要比其他行业大得多。当阚治东在深圳监狱里“偶遇”徐卫国(原大鹏证券总裁)时,回想起因种种缘由而落马的管金生(原万国证券第一任掌门)、张国庆(原君安证券创始人)、陈浩武(原湖北证券创始人)等人,不禁发出一连串的追问:对社会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证券业怎么了?为什么这个行业的领导人最终结果都差不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阚治东不喜欢评价别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清楚地将答案阐释清楚。对自己的荣辱沉浮,他的解释是:处理关系的失败者。

  一个谨慎的人是不会触碰过去的——因为你不知道哪里会有枚沉寂的地雷突然爆发。以谨慎著称的阚治东却这么做了,在事情刚刚过去两年之后,他居然出书了。如何解释这一悖论?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阚治东是那么在乎自己的清誉,他厌倦了人们“无风不起浪”的说法,以至于即使会有些潜在的麻烦,也要给公众一个交代,还自己一个清白。

  在书的前言里,阚治东写道: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文字的形式总结自己的过去,但人人都会回顾过去。同时,在各种不同的公开场合,他一再强调:没有任何想美化自己的意思,只是想尽量将经历的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我不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他说这句话时的真心实意。但是,我想说的是:就像历史无法重演一样,真实也不会重现。每个人记忆中的历史都是独一份儿的,因为他只记得对自己触动最深的事情。所以,谁要说“原原本本的还原真相”,那的确是一厢情愿了。尤其是当尊严受到伤害时,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就是起而驳之,此时再说“不动个人感情”、保持所谓的“客观”,才不真实呢。

  阚治东对自己经历的阐释充满了矛盾,他给一些事情找了相似而又简单明了的理由,然后,就将自己剥离出来,表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能为力”。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些人、事至今仍然太敏感,不好深讲;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阚治东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从心理学上讲,当一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就像阚治东觉得自己的沉浮是因为“处理关系的失败”,但这可能仅仅只是事实的表象。

  严格来讲,《荣辱二十年》不能算一部自传,定义为“记录职场沉浮的事业传”更恰当些。因为它是从阚治东25岁东渡日本开始写起的,此前的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对母亲的怀念。阚治东是一个具有传统中国文化内核的人,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1987年,阚治东为了去日本进修证券知识,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坚持认为是“母亲让我走上了证券路”。全书开篇短短的两三页文字,阚治东以平时的笔调描述了与母亲的离别,虽然没有此后证券市场的故事那么跌宕起伏,却因情真意切而让人有种“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

  忠孝仁义未必是件坏事,如果你胸无大志、身无奇才的话,将“忠孝”一以贯之,未尝不能平步青云。但是,当你对“投资”有着特殊的天赋与热情,有很强的事业心,同时还想赢得相应的社会尊重与地位时,麻烦就来了。

  “如果万国跑到我们(申银)前头了,大家都会很不服气,人家说今年承销十家公司,那我们至少要承销十一家。”当年的阚治东是如此的年轻气盛,凡事都要争第一。

  “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真不知道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怎么孕育出如此意味消沉的俗语,有时却又那么击中现实。

  “现在回想起来,你只能说组织上让你这么做,你的上级让你这么做。”在《荣辱二十年》新书发布暨中国股市二十年论坛上,“老证券”们这么总结。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托词,那对他们不够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完全没有别的选择,比如挂冠而去。既然你选择了执行命令,选择了留在“官商”的道路上继续发展,那么,其实也是选择了“忠孝”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非张扬个性,追求自我——因为后者往往意味着反叛,逆流而上。

  “我们这些人的性格,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其实不是块当官的料。”在遭受牢狱之灾的21天里,阚治东思考了很多。幸好是21天,如果是210天,甚至2100天,情况可能大不相同。就像一个寓言所说,魔鬼被关进瓶子里,第一个千年,它想:如果被放出来,我一定做好事;第二个千年,它还想:出来做好事;到第三个千年,它就想:算了,做坏事吧!其实,魔鬼与人是一样的,想法都会随着时间和经历而改变。

  在那21天里,阚治东因申银原总裁的身份颇受优待,还凭给警察讲授股票投资知识而有烟可抽,他甚至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煎熬,饶有兴趣地观察“狱友”们的生活。南方证券的破产是中国证券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而此番“南方事件”之于阚治东,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彻底断绝了“官商”的念想,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发挥内在的投资天赋,做一个职业经理人。

  现在,阚治东的新身份是:东方汇富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伙人。

  幕后推手

  2003底,阚治东正式离开南方证券,在配合各方调查的同时,也开始寻找下一个事业平台。

  “很多人都说,你阚治东募点资金不是很容易吗?出来挑个头,大家都来跟着你干。”阚治东的语气有点感慨,摇着头说,“是来了一屋子人,但吵来吵去没个结果!”

  言下之意:要是真朋友,真相信我的话,就把资金拿出来,别扯这许多琐事——九年的北大荒插队生活,让阚治东多少沾染了些东北人爽快的性格,对“义气”二字也很看重。他甚至觉得,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首要标准就是“大气”。

  最终的结果是,2005年8月,阚治东和老朋友尉文渊联手,成立了注册资本只有3000万的第一家产业投资公司——东方现代。如果你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的话,也许另外一个名字能够唤起你的记忆:华锐风电。是的,这家中国目前最大的风电设备公司的幕后推手,就是阚治东“转型”后的第一家公司。

  在东方现代成立前后,阚治东时常被各方传唤“汇报情况”,不过,这些惹人心烦的琐事并没有影响其对投资项目的选择。

  2004年,阚治东认识了风电专家鲍亦和博士,后者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益科风电股份公司董事长。受鲍博士的影响,阚治东开始关注风电。事实上,他们原本打算在江苏东台搞个风场,甚至跟当地政府签了协议书,建了测风台,还很认真地邀请了五大电力集团的专家前来考察。结果,人家很善意的提醒阚治东,“不要在风场项目上卷得太深,但可以在风电设备这块动点脑子”。很快,那里果然成为国家发改委的招投标项目,五大电力集团都来竞标,阚治东他们自然就“出局”了。

  此后,鲍亦和坚持留在东台,继续研究开发风场的可能性;而阚治东则迅速掉头,转向风电设备。那时,风电的概念在中国刚刚兴起,全国装机容量仅有80万千瓦,虽有国家政策支持,但未来究竟能不能发展起来呢?投资收益总是与风险相伴而行,先于旁人把握未来的潮流,在一个产业发展的早期看出苗头并果断加入,是一个优秀投资者的必备素质。

  “有人认为可能,有人认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可能,所以投了。”于是,阚治东和尉文渊决定将仅有的几千万全部投入到风电中去。

  虽然彻底告别了“官商”生涯,但阚治东并不拒绝与政府合作。他从不排斥国有企业的项目,不完全追求民营,但“股权多元化是必须的”。事实上,在创业投资这个行业,有国资背景的合作伙伴往往更能耐得住寂寞,不会那么急于求成。

  当时,经发改委批准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只有两家:金风科技大连重工。几乎未经太多考虑,阚治东就放弃了前者:一是基地在新疆,路途遥遥,另外,“金风已经很民营化了,我们去了没什么互补优势”。于是,直奔后者而去。恰好,大连重工正想引进非国有投资人,双方相见甚欢,一拍即合。即便如此,诸多细节的谈判也破费周折:双方三四个人没日没夜地耗在北京,你来我往两三个月,才正式签署协议——华锐风电成立了。

  “我们投资这家企业是从买进一个专利技术就开始了,算不算早期?但因为仅仅一两年功夫就获得了可观收益,现在又被视为‘差一步’了。”阚治东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华锐风电相关的所有信息,只肯以“某风机企业”代之,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提及那可观的投资收益——他需要这样一个财富效应,激发更多的追随者,给自己的团队创造更大的事业平台。

  如今,除了东方现代外,东方汇富旗下又添了许多支基金:上海奥锐万佳、河北产业投资、安徽徽商创投、深圳东方资本等。这些基金公司基本上是按照不同地域的出资人来划分的,投资项目则遍布全国,一旦看上什么项目,就采取自愿方式联合投资。

  “尽管投资的企业有些已经初见成效,但真正收获的季节还没到来。”阚治东从不在过去的成就上徜徉留恋,总是试图不断创造新的故事。

  也许,将来某一天,紧随“阚治东”三个字之后的,不是老申银,不是证券教父,甚至也不是赚钱机器,而是一长串知名公司。到那时,阚治东的此番“转身”才能用“华丽”一词来形容——因为,那时的他,超越了以往的声望。

(责任编辑:达昱岐、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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