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谈国企改革历程及走向

　　努力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兼容--邵宁谈国企改革历程及走向

　　新华网北京１月３１日电（记者何宗渝）国企改革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国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国企改革将何去何从？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看待国企改革应有历史纵深感

　　记者：很多人都说国企改革极具探索性和挑战性，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邵宁：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国企改革涉及几十万家企业、几千万人，数量规模之庞大，绝无仅有，极具挑战性；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私有化模式，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极具探索性。

　　记者：国企主要进行了哪些改革？

　　邵宁：在１９９８年之前，为了将国企逐步引入市场，我们尝试了扩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初步效果是好的，但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改革不动旧的体制机制、不调结构，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才是真正的“攻坚战”。

　　第一组改革包括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这是三年改革脱困的主要内容。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际就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全部退出，因为国有经济在中小企业层面没有比较优势。困难企业关闭破产，是因为许多企业布局定位不合理、比较优势变化、资源枯竭等因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难以为继。到２００８年这项工作基本结束，破产的困难国有大中型企业有５０１０家，涉及职工接近１０００万人。

　　第二组改革是２００３年之后针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特定问题专项改革。各级国资委的建立改变了原有体制下国企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状况，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起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专项改革包括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企业重组，以及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等。

　　第一组改革的代价非常大，但大量化解了国有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战线收缩根本性地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第二组改革极大地优化了国企的外部管理体系，而且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企业内部机制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了国企的发展。看待国企改革有历史的纵深感，才能理解改革有多难、成就有多大。

　　国企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

　　记者：通过上述改革，国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邵宁：首先是国企与政府的关系和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财政不再为国企补充资本金或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国企成为独立的市场法人实体；国企资不抵债同样要依法破产或重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目前，全国９０％以上的国企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多数国企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部分地方国企和５１家中央企业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三项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这些改革措施使国企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１年，全国国企（不含金融类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上缴税金年均增长１７．６％、２５．２％和１９．４％，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典范。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已经占到中央企业全部的１１％、１６．９％和１１．３％；全国国企划归社保基金国有股权２１１９亿元，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４３．１％。

　　记者：当前深化国企改革还面临哪些问题？

　　邵宁：国企改革尚在过程之中，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大型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展较慢，存续企业的消化还比较困难；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经理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经营者管理制度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尤其缺乏市场化退出通道；一些企业内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外部对国企的各种干预仍然存在。

　　此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企组织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国资监管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很多国企还背着社会包袱在跟别人比跳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

　　依托资本市场实现公众公司改革

　　记者：未来国企改革的路径和目标是什么？

　　邵宁：目前国企大体上可以分为功能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两种类型。功能性国企包括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交地铁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从事重要资源开发的企业，以及军工、大飞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企业。对这些企业要加强市场化的内部改革、完善出资人管理并加强行业性的社会监督，使他们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公众。

　　对竞争性企业而言，需要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我们判断，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体制模式将是干干净净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做到了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彻底实现了多元化，变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国有资产也实现了资本化，流动性会非常好；国有企业也就实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

　　应该说，国企改革最困难、社会风险最大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基本能够看清楚了。但改革的深化仍会受到各方面条件和因素的限制，仍极具探索性和挑战性，希望社会和公众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