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米进口激增 威胁粮食安全？

编者按：2012年，世界粮食的产量不容乐观：美国出现大面积干旱，粮食减产；在埃及，玉米涨价48%，食用油价格上涨约37%，海地等国出现了粮食短缺造成的暴动……很多国家都在一场粮食“灾难”的边缘。

与此同时，国际巨头的炒作行为引起人们关注。2012年高盛把客户资金投资于小麦、玉米以及咖啡和糖等“软大宗商品”，获利4亿多美元。而中国粮食进口量屡创历史新高的现象也引发市场担忧。

■ 本期嘉宾：

李国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马文峰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

孙光梅 卓创资讯农产品分析师

张 琼 生意社农副分社资深分析师

话题一

进口量缘何增加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粮食（包括谷物、大豆等）进口量总计8025万吨，进口额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以2012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约5.9亿吨来计算，进口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接近14%。国内粮食进口量上升使得市场对粮食安全担忧上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国内粮食进口量的大幅上升呢？

马文峰：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增加并不是因为供求关系紧张，而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造成的，以大米为例，去年全球稻米价格指数处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较低水平，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不振为我国企业扩大大米进口提供了契机。国内外大米价差增大导致企业进口意愿增强。而且，进口增量为价格低廉的碎米和普通白米，主要用于加工米粉、方便食品和酿酒等工业用途而不是用于口粮。

孙光梅：中国粮食供需之间短期内基本不存在结构性的短缺，相对充足。由于现在种植条件、农药、化肥技术等都比以前成熟得多，对抗干旱、灾害天气也有了更多经验，政策方面还能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以产量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最多是增长放缓。

目前，我国三大主粮小麦、玉米和水稻进口增幅的急剧扩大确实令人担忧。在2012年我国进口的2187万吨谷物和薯类中，玉米进口量达521万吨，增幅为197%；小麦进口368.86万吨，增长195.37%；大米进口232万吨，增长305%。

大米进口大幅增加是因为价格差。去年1月至10月，越南米到港均价为3162元/吨，而国内广州晚籼米均价则为4086元/吨，国内米比越南米每吨高出924元。因为国际粮价较低，国家正好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收储，平抑国内价格。而玉米进口增加是由于需求缺口，但缺口并不大。玉米的进口量并没有突破进口关税配额的限制，其进口配额是720万吨，实际进口量则为500万吨左右。

李国祥：粮食进口量大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结构上的“紧平衡”问题，结构性缺口比较明显，稻谷等口粮安全，但是大豆、玉米缺口较大；二是某些品种国际价格低，国家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收储，调节粮价。

谷物进口的增加主要是国家宏观调控以稳定物价，但这只是临时性的举措。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玉米是近年来需求增长最快的品种，新增需求主要来自于饲料。如今，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肉禽蛋奶消费量增多，根据肉类与粮食的转化比例，每生产一斤肉禽蛋奶，就需要几斤甚至十几斤的粮食，由此造成了饲料供应紧张，进而导致玉米需求增加。中国百姓食品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对大豆、玉米需求上升，但是国内农业受制于土地、淡水资源，这就是中国扩大进口的推动力。

张琼：我们一般说的主粮包括玉米、小麦、稻谷、大豆。事实上，中国农产品供应的结构性不均衡是存在的。

为了防止粮油棉争地的局面，2004年开始，我国粮油播种面积呈现出“此长彼消”的格局。粮食播种面积持续增加，而油料（包括大豆、油菜籽等）面积持续减少，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扩大是以油料生产的缩小为代价的。所以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家是采取了一种“弃油保粮”的战略。

而另一方面，中国放开了大豆产品的进口，自此之后，油料进口逐年上升，目前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80%。行业内的通俗说法就是：“全军覆没。”这种结构性短缺是由于土地过少，为了保证口粮，不得不牺牲部分品种。

话题二

是否会影响国际市场

2012年，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的大量采购特别是玉米以及大米，引发国际市场对中国本国粮食安全以及对全球大米价格波动的诸多担忧。不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中国所进口的260万吨，仅占全部大米交易量的7%，中国对全球大米市场的影响有限。因此，对于中国粮食进口影响国际市场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亦或者是一种短期炒作？

张琼：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极端气候、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特别是金融投机和炒作等因素，也会给全球粮食安全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美国金融机构插手农产品市场已不是新鲜事，由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巴克莱银行等金融机构充当了为美国农产品止损的推手角色。而国际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粮食市场的“抗跌”属性正在逐步减弱，这种资本投机对于粮食危机的扩大起了放大器的作用，造成了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粮食恐慌。

国内农产品期货也是上蹿下跳。生意社监测显示，2012年农产品期、现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波动幅度过大。以豆粕为例，年最大涨幅已经超过60%，玉米、小麦也都接近20%。除了因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之外，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金融资本的炒作推动是脱离不了干系的。

国内粮食企业要保证自主定价能力，不要全盘根据期货定价，尤其大豆加工企业，国内期货价格是跟着外盘走，如果现货价格跟着期货价格走，那么就相当于从原材料到下游都已经被美国控制了。

马文峰：中国在粮食市场没有定价权，国际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要大大超过中国市场对国际的影响。

美国、法国是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即便拉美地区的产粮大国，粮食贸易也多被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垄断，亚洲市场还有日本丸红株式会社这样的财团加入竞争。

国际粮食市场的定价机制与期货市场息息相关，报价都是在期货价格基础上进行升贴水，中国期货市场却还未开放，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都是客场作战。2012年美国农业部先高估当地干旱对产量影响，再逐步向下调整，国际大豆期货价格也坐起了过山车，不少中国企业在豆价高位时进口，到生产时大豆产品价格已经随着豆价全线回落，蒙受了巨额损失。

中国粮食企业无论在现货还是期货市场都不具有优势。

李国祥：看待粮食安全的问题应当有所分层，一层是国际粮食安全；一层是国家粮食安全；一层是家庭粮食安全。

国际粮食安全方面，并不存在中国大量进口对国际粮食市场造成威胁的说法。2012年，国际市场上粮价的波动主要是由于美国在抗击干旱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2012年上半年，并且都是在国际粮价处于低位之时，只是利用国际粮价较低而增加储备。

而中国适量增加大米进口非但不会引发国际粮食安全问题，更能稳定国际粮价，国际粮价受到中国需求支撑，为国际大米供给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当国际粮价涨幅较大时，中国进口数量会相应减少，也有平抑价格的作用。

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有依存关系，某些品种的高度依赖也不是问题，因为某些农产品从资源禀赋讲中国确实没有比较优势，它本身是可以实现一个多赢互利结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某些农产品的消费大国，但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话语权，中国价格受到国际粮价牵制，如果国际市场有价格炒作，那么中国价格就会出现过山车的现象。

因此，中国仍需将大豆等自给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如果国际市场出现炒作和价格的大幅波动，中国可以通过调节进口节奏和力度的方式来应对。

话题三

是否会冲击粮食生产

2012年是中国历史上粮食进口最多的一年，中国国产大米自给率依然在98%以上，包括大米在内的口粮供应安全无虞。但有专家指出，总体来看，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需引起高度重视。早在2011年农业部公布的《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就指出要确保粮食自给率95%以上。那么，进口粮食的大量增长是否对国内农业造成一定冲击？

李国祥：各机构说法之所以差距较大，是因为国际上一般对粮食的定义为谷物概念，而中国的统计口径包含指谷物、薯类和豆类这三大类。近几年大豆进口飙升，去年达5800多万吨，这一项进口就占粮食产量的近10%。

中国设定的粮食自给率95%的线已经突破，今年中国粮食的自给率降到了90%以下。但是分品种来看，稻米、小麦的自给率基本能达到100%，加入玉米后，自给率也在95%以上，但是加上大豆自给率就在85%至90%。

不过，粮食的自给率不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惟一指标，国家的粮食安全一方面是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包含进口能力。

不进口粮食未必就好，自给率也不是越高越好，一味地追求产能，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资源耗竭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利用国际粮价较低时积极进口，对中国将是有利无害。

而且，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正在不断贬值，与其让如此巨额的外储躺着睡大觉，不如用来进口粮食。

但是，进口也要保持分寸。尽管大豆进口有助于缓解国内大豆供需矛盾，平稳市场价格，但仍需将大豆的自给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国内大豆产量和国家收储量应达到2000万至3000万吨，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对大豆的话语权。

孙光梅：由于近年进口粮食数量增长、国内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叠加，使得自给率问题也越发敏感。但粮食自给率只是一个泛泛的表示供需平衡状况的数据，并不能充分说明粮食安全问题。

适当进口粮食可以平衡国内供需状况，我国耕地和现有技术难以短时间内支撑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增长，进口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就会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进口粮食的大量增长对国内农业会造成一定冲击。一般来说粮食进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会冲击国内粮食价格，使得农户种粮积极性受挫，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影响国内粮食产量以及安全。

与大豆不同，中国粮食中的三大主粮，目前国内产量的基数较大，进口量占国内产量的比重非常小。目前来看，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不会重蹈大豆的覆辙。

张琼：从消费量、进口量和产量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主粮，保证自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进口占比也都在3%左右，比例很小。我国不存在粮食危机。

此外，粮食自给率是衡量粮食安全最主要的标准，但是因为中国和外国在对于“food”这个词的统计范围上有一些不同，所以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不具有国际可比性。中国计算自给率的粮食，是包括了谷物、豆类和薯类这三大类。所以自给率较上表会低一些，但是总体仍能保持在安全等级95%上。

不过，从结构比例上来说，由于近年来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崛起，对农产品和饲料方面的需求猛涨，其中一部分就要依赖进口来解决。因此，自给率也有所下降。

从短期来看，进口粮食的大量增长是促进了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发展。但实际上，中长期看，原料依赖进口会导致中国粮食深加工行业逐步丧失话语权。

话题四

如何解决粮价矛盾

2012年粮食进口量的增加属企业行为，也体现了国内市场的价格扭曲。一方面为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就要提高粮价，但是企业采购又在寻找价格低廉的粮源，应该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成为一大课题。为缓解这种冲突，政府对国内粮价管理无外乎价格的直接管制干预和补贴，究竟哪种方式才更加适合中国国情？

李国祥：目前市场可以向两种模式改革，一是像日、韩等将国内、国际市场分割的模式靠拢，严格控制进口，但由于中国加入了WTO，如果向这种模式转变，那么会受到粮食出口国的抗议干扰，粮食贸易的矛盾将加剧，贸易摩擦也将上升。二是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国际化，但是这对国内农贸生产加工企业来说不公平，企业生存困难。受临时收储政策托价影响，中国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要高，即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处于高位，加上运费后，其价格也只是和国内市场相近。而国际粮食价格处于低位时，就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我国的临时收储政策扭曲了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关系，使企业更倾向于采购国际市场便宜的粮源。

随着进口采购数量增加，国内农业政策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差价补贴被认为是替代临时收储的更优的政策工具。差价补贴，即制定可以使农民获得合理收益的目标价格，该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部分，由政府对农民予以补贴。这是美国粮食市场用得较为成熟的政策工具。通过差价补贴的方式，市场上会形成三个价格，包括最低收购价格、市场价格和目标价格，这样的价格体系能够保障农民再生产和收入增加，同时又可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

此外，价格直接管制和干预要与补贴政策有机结合，要在价格影响最小的背景下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样价格才能更少影响到粮食加工企业。

而国内粮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利用好WTO、FAO等机构和多边机制，建立国际粮食市场管制炒作的规则，对交易主体资质进行严格的鉴定。此外，还可以尝试绕开美元建立另外一个国际农产品市场，同时对大宗农产品的标价尝试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或一篮子货币，避免受美元的波动影响。

马文峰：粮食进口量的增加也反映了国内农业竞争力的下降。目前，中国农产品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大豆单产已经退步至１０年前水平，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呈现净赤字状态，这些都应该引起重视。

提高农业竞争力一是要理顺价格，调整农业补贴政策。在粮食增产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并没有实现增长，这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需要考虑到农民收入增长与其他行业增长相符，如果不考虑这点，将很难达到粮食稳定增产的目的。为保证粮食安全需要从农业制度方面考虑，应走集约化规模经营道路。

此外，粮食加工行业要进行兼并重组，淘汰生产落后的中小企业，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技术含量。大的涉农企业要走出去，增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应鼓励企业运用更多市场化手段，如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来管理价格风险等。

张琼：在平衡农民种植收益和企业利润方面，要充分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保证农民收益、保证农产品食用、饲用加工，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经济补贴及时到位、国储工具的合理利用、严控农产品进出口量、对农业进行政策的绿灯倾斜，都能够保证我国粮食行业走良性发展的道路。

从国储工具来说，要保证国储粮的存放，及时收储、放储，在粮价高的时候进行放储平抑粮价，在粮价低的时候进行收储保证农民收益。再就是要确保国储粮的数量和妥善存放。防止存粮出现大面积的霉变、坏粮，以及近年曝出的虚假粮、空仓和其中滋生的腐败问题。

此外，鼓励企业运用农产品期货工具。大商所和郑商所目前正在研究的生猪、鸡蛋、禽类期货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成为平衡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杠杆。

孙光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继续贯彻惠农富农政策，强调充分发挥价格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激励作用，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产品临时收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政策，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推进农机以旧换新试点，都能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