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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答问录之六:如何看待地方债问题
中国地方债总体可控 局地有爆发危机风险

刘然

2013年09月12日00:05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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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答问录之六:如何看待地方问题(网络配

经济学家答问录系列报道:

“经济学家答问录”之一:怎么看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

“经济学家答问录”之二:如何看待经济增速放缓

“经济学家答问录”之三:如何看宏观经济走势

 经济学家答问录之四:如何化解产能过剩

“经济学家答问录”之 五: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发展问题

随着各城市地价不断飙升,媒体对地方务风险的猜测和解读也越来越多。如“江苏数个地级市负超100%”,“昆明负率超122%”,“广州地方逼近上限”,“鄂尔多斯压顶”等消息不断加深人们对于地方问题的担忧。

国家审计署今年8月初开启了新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地方审计摸底。而上一次全国性摸底审计的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欠10.7万亿元人民币。本次审计由上一次的“三级审计”(即省级、市级、县级三级地方政府),延伸到“五级审计”(即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级五级政府)。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地方问题完全在控制中,但对部分城市的务问题也表达了担忧。究竟中国地方风险有多大?如何看待并防范地方的爆发?人民财经专访国民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详解中国地方

地方最大的问题来自未知 财政部应主动公布信息

王梅:中国地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未知。2010年审计署的调查是10.7万亿人民币,但乡镇一级并未纳入审计,当务之急是把家底调查清楚。财政部实际上有一套地方监控系统, 应该对地方务的情况有足够的掌控。但是财政部要更主动地公布相关信息,要更透明。

就算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看乐观估计现在地方规模会达到13万亿。学界也有不同声音,有学者推测20万亿左右,也有学者推测在17万亿左右。

中国的地方应从全国层面来统一考虑,虽然部分地区负率很高,但没有爆发大规模务风险的可能性,总体可控。原因两方面,首先,从地方负增长曲线来看,最快的阶段有两个,第一个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第二个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而这两个时期地方政府举建设是在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其次,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多可以变卖的资产,这是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

刘立峰:地方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由于资金不足,向外借贷形成的务。从现有地方数据来看,2010年审计署报告10.7万亿,这些年有增加,但是学界对规模估算说法不一、差距很大。有的专家说到2012年底有12万亿,有的说有15万亿,也有说16万亿左右,我判断应该有14、15万亿的规模。

和发达国家比较来说,发达国家城市负率一般会达到30%-40%,比如日本、德国。中国地方率如果按已发布的最高数据来统计的话,应该是27%左右,不超过30%,而媒体报道较多的内蒙、江苏负也就在30%左右,这个比重是比较合理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地方增长太快了。2008年之前地方负率只有5万亿,2010年之后已经10.7万亿了,3年之间务增长了1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一二百年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不高,而地方务这种比例的增长是比较危险的。

我认为,某些城市确实存在务率高、偿还能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偿资金主要通过基金收益、土地收益等预算外收益偿付,如果土地市场不好,偿能力会大大下降。全局性务危机不会出现,对绝大部分地方来说只是一个短期支付问题,但某些省区城市可能会比较难熬。

高国力:地方发展愿望比较强烈,投资冲动比较明显,再加上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匹配的特点,导致了地方上负来搞建设,这种问题持续了很多年了,主要是规模没有有效限制,导致了地方务的增加。

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摸清“家底”,确确实实看清不同级别不同地区政府务到底有多大,可能要制定差异化标准对地方政府进行约束。如东部一些政府的还能力强、信用好,就允许它发行一定的务来滚动开发、搞城市规划建设,建地铁机场。但很多中西部城市包括一些东部城市,地方规模太高,还能力已经亮起红灯了,还在借建机场搞新城,这才是危险所在。

防范务危机:放缓经济增长 给地方政府立规矩

王梅:从宏观来说,GDP增长目标不能太高。因为出口低迷,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指望消费有太大的拉动作用,所以投资还是主要的拉动方式,投资就得借,所以要温和放缓经济发展的目标,减轻地方政府负融资的压力。某些地方政府10%以上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不能太重GDP。负融资的决策要透明,要接受人大和公众监督,要逐步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具体手段上,首先应减少地方政府借的成本。借来源一般来自银行贷款7%和影子银行10-15%左右。应增加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券,融资成本低于4%,现在财政部代发的地方规模太小,今年只有3500亿,应逐步扩大,让地方政府把贵的换成便宜的;第二,吸引民间投资。地方政府需要投资的项目应`引入民间投资,放低准入门槛,让民企享受国企的待遇。创造条件让民间来投资;第三,成立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理;第四,资产证券化,把好的资产变成现金流;第五,融资平台要专业化,规范运作,公开透明,防范腐败滋生。

刘立峰:防范地方风险涉及很多方面。长期来看,中央政府需要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固定财力,比如产税、遗产税等。从我们调研的结果看,基层需要财权,如果没有财权只要搞建设就要背,尤其是乡镇一级。如果解决不了财源的问题,小城镇就没有发展的潜力,有些城镇就萎缩了。另外,中央政府要下决心给地方政府立规矩。要订立几个指标标准,包括负率,务率等,突破了标准就不能再借。第三,让地方人大和老百姓发声,加强对地方建设投资的监管。

我判断,地方务危机是点状的,大多数城市是好的,只有少部分是差的。短期措施我认为最紧要的是公开地方务。审计署摸底后公布的地方总数对市场的意义不大,但地方务公开后,市场就能够对其做出评价。 

 

(责编:李卓、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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