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证合一”：简政放权的联动战【4】

四、走在“商事国家”的道路上

最后，我相信，如果我们持续坚持营业自由、法治政府的逻辑，历史终将会证明“三证合一”的时代意义。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曾出现对“规制失败”的尖锐批评，但一般观点认为，产业确实受到了一套过于复杂和缺乏弹性的详细规则体系的约束，而其中一些规则很难符合公共利益需求。因此，“放松规制”在很多领域成为“商事国家”（commercial country）的首选。今天，中国正走在现代“商事国家”的道路上，“商事昌达”，将为我们赢来民众福利、和平秩序乃至全球尊重。在现代社会，所有商事的，都是国际的；所有商事的，也都是全球竞争的。而全球竞争要求我们——形成最有效的交易规则，建立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选择妥当的“规制性领域”，充分发挥私人规制（private regulation）与公共规制（public regulation）“协同共治”效果。我们所谓要建立的“商事国家”，就是“言商”、“尊商”、“重商”的国家，更是尊重交易规则、提升交易效率，是推行“法治化管理”，走向宽容、公平、正义和秩序的国家。

在我看来，“商事国家”与营业自由、与法治相辅相生，走向“商事国家”旨在实现营业自由，而实现了营业自由、坚持了法治逻辑，也就接近了“商事国家”。所以，中国走向“商事国家”的“第一需要”是建立“法治政府”，第二需要则是要确保“法院有效”——这已经被许多西方国家的商业发展史所证明。而“三证合一”的改革，至少已经在“法治政府”或“政府有效”等方面，使我们的未来越来越灿烂、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