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 擴內需不一定要降儲蓄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前公布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居民儲蓄余額已經突破了18萬億元，儲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長期以來，國際上對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關注，提醒我們需要認清中國儲蓄率特征事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高儲蓄的出現也反映了目前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不過，當前我國儲蓄率有其內在規律，符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要求，不宜片面地下一個“過高”的定義。

　　首先，儲蓄率高低並無標准。儲蓄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變化，能否處於優化狀態，關鍵要看其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如從生命周期角度看，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后，儲蓄必然隨老齡化而增加。其次，現有儲蓄率統計中存在“水分”。這個“水分”是指，儲蓄超常增長，受到非真實儲蓄因素的影響很大。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儲蓄超額增加額中，相當一部分是經營性集團消費基金，是對公存款，即所謂“公款私存”。

　　綜上，公眾們對待高儲蓄應該有一個冷靜、正確的態度。既不能對高儲蓄帶來的失衡掉以輕心也不必談“高”色變。我們的目標，應是建立一種改進了的協調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均衡發展的機制，而不是一味對高儲蓄率喊打。一是關注增量儲蓄變化。十八大報告提出“至2020年將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我國經濟仍處高速增長之中，並從歷史、通脹、M2發行規模來看，至2020年實現居民收入倍增並不困難。

　　但倍增后的收入不一定會轉化為消費。要降低增量收入的邊際儲蓄傾向，必然需要一系列深層次的配套性改革。二是引導現有消費結構變化。實施消費戰略轉移就必須停止那些不具有價值創造、不提高投資收益的“形象工程”，加強對政府和企業投資效果的考評，把社會資金引向回報率最高的行業和公司，加大對提升和優化消費機構有顯著作用的產品的生產性投資。三是巨額居民儲蓄的存在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流動性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蝕著居民的財富水平。提高居民資本性收益應是政策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