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創新

　　“依賴人口紅利的階段已經過去，我們需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關於“未來中國的10年”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分析，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每一個要素都少不了人口因素的影子，中國制造業正是依靠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佔領全球的巨大份額﹔未來10年，倘若人口紅利消失，這些增長的源泉也會隨之消失，有人擔心失去了成本優勢的中國會因此降低經濟增長率。

　　“2010年我國的人口紅利就基本消失了。”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時，蔡昉就發現了我國的人口紅利出現減弱的現象，15~59歲勞動力人口數量開始出現下降態勢。之所以選擇15~59歲這一年齡區間作為觀察區間，是因為蔡昉認為，對於中國而言，這一年齡區間段上的人口是勞動力供給的代表，是“中國特色”。

　　事實似乎也証明了我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從2004年開始，沿海地區“用工荒”的狀況逐年嚴重，需要大量員工維持生產的老板競相提出更高薪、更人性化的條件吸引員工。數據表明，在1995年時，我國的勞動力增長率為10.3%，1995~2009年我國勞動力增長率為9.8%，到了“十二五”期間僅為7.2%，如果以此類推，在“十三五”期間，可能隻有6.1%。

　　一方面，缺少充足勞動力作為保障﹔另一方面，老板們為了聘請勞動力使出渾身解數，提高了制造業的成本。這引起人們對中國能否保持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擔憂。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也承認曾經充足的勞動力是中國經濟的“加分”項目，但他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在全球范圍看，雖然中國的勞動力佔總人口比在下降，但相對其他國家來說仍然比較高。

　　人口紅利減少已是不爭的事實。蔡昉向記者說，企業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有些企業通過買機器替代人，沒有這個力量的企業可以提高管理水平，調動人的積極性，用其他的辦法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到那時，在經濟學家看來這些企業就進入了新的增長時期，歸根結底是靠技術的進步，生產率的提高。”

　　在姚洋看來，中國的企業應該有所驚醒，一方面堅持技術創新，另一方面注重資本積累。

　　人口紅利消失后，眾多經濟學家擔心中國會像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一樣，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未來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個根本原因是未來投資增長速度趨緩，和勞動力供給可能出現負增長的狀況。”蔡昉解釋說，由於我國過去過度依賴於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種不平衡是不會持續的，同時隨著投資深化，資本報酬出現下降的現象，這導致未來中國的投資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這種投資增長率的降低會進一步加重勞動力供給的短缺。

　　這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發展極為相似，日本在1990年代人口紅利消失以后出現了接近20年的零增長，以及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蔡昉擔心，未來如果不能跨越這個階段，可能會淪為第二個日本。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缺乏技術創新引發投資效率低下和重復建設等問題﹔制度建設不合理是我國發展中遇到的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權錢交易、市場化程度不足等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創新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終驅動力。

　　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國行業內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巨大，這種差距高於美國。蔡昉認為，倘若我國企業間生產率差異與美國持平，那麼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30%~50%。另一研究表明，發達國家通過企業自動進入和退出機制，可以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1/3到1/2。兩項研究得出，中國目前還沒有挖掘到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

　　倘若行業與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差距能夠得以縮小的話，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這對於進一步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有積極意義。

　　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主任楊大利說，盡管美國過去出台了許多反壟斷法律，卻無法制約微軟帝國的發展。但隨著Google等這類創新型企業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這些利益集團的利益，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良性競爭。在中國，過去更多地強調效率，現在同時也要對壟斷進行一定的約束，以保証個人的權利和利益，“民族的復興不僅僅涉及民族，也應為個人成長提供機會，從依法治國的角度看，個人和國家的自由和尊嚴都要保障。”

　　蔡昉認為“源泉”正是“改革”。他說，目前國有壟斷企業沒有良好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這使得全要素生產率失去了活力，為全要素生產率帶來巨大的損失。隻有通過未來的改革來改善制度環境，改善勞動力供給，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樣才能提高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水平。“如果做到以上這些，未來保持8%的經濟增長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面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政府和企業已經作出了反應。蔡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我想告訴政府，這些企業面臨著新的發展階段，但不是所有企業都有產業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這最終成為具有創造性的死亡，有些企業會死去，有些企業會擴大規模，而整體經濟有所提高並健康發展。” （記者 陳璐）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