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改革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但各種討論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貧富差距中並不起決定性作用。我國的分配差距擴大,分配不公加劇,根子還是體制性的問題。
“財富分配”與“收入分配”時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區別。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盡管分配存量是由分配流量歷史形成的,但分配存量卻現實地決定了分配流量。分配存量的規模越大,其對分配流量的決定作用就越大。分配存量體現為財產存量,具體而言,即實物資產、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在現實生活中,直接獲取各種資產,以及資產的增值、貶值遠比通過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貧富差距要大得多。
例如,以“白菜價”獲得國有礦山的開採權,由此形成的財富差距並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產權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轉移本來屬於全民的資產所致。
再如,在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前,城鄉居民的財產差距並不大,表現在貨幣收入上的差距相當有限,但現在僅僅住房一項就表現出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城市居民的房產迅速升值,而農村居民房產幾乎沒有市場價值,因為宅基地不能轉讓。城市居民房產增值並非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政府通過投入大量公共資源改善了城市公共設施和環境,城市發展了,升值了,帶來了城市居民房產的升值,但大多數農民卻無法獲得這種資產增值。當前城鄉收入差距大約是3.3:1,與過去相比,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而若從分配存量來觀察,城鄉居民貧富差距遠大於這個比例。農民收入增長再快,也趕不上城市居民資產增值而農村居民資產相對貶值所導致的財產差距。如果從城鎮化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在現有體制條件下,農民進城置業的門檻越來越高,也表明農民市民化的難度越來越大,更反映出貧富差距固化的公共風險也在擴大。
金融資產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資產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相應升值,有的金融資產如儲蓄存款甚至貶值了。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壟斷的體制環境下,居民手中的金融資產價值通過銀行存款、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在隱性地向金融部門轉移,銀行、証券公司、保險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實際上就是把廣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資產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部門的一部分財富轉移到了金融部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存量,或說居民手中財產,有的增值了,而有的貶值了,財富再分配會加速貧富差距的擴大。而財富再分配的機制卻與現行的各種制度隱性地緊密相連,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轉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則我國的財富集中化還會加快,僅僅在分配流量上做文章是遠遠不夠的。
分配存量的轉移和再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是隱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樣擺在明處。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觀察,與當前的三大制度有內在聯系:一是城鄉分治導致的財富轉移。過去是通過農產品剪刀差來為我國的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而現在是通過戶籍、土地來為城鎮化提供資金積累。戶籍制度維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鎮化,農民進城了,提供廉價勞動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並未因農民進城而同步擴大,因為農民沒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維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鎮化。城鄉貧富差距由此迅速擴大。
二是公共產權制度導致的財富轉移。公有制下的自然資源和國有資產歸全民所有,其資本化收益也應歸全民所有。但公共產權制度存在漏洞,不少自然資源如煤炭、礦山廉價地轉移給了私企,等到開採完了,其資源的公共產權也同時消失,地下的國民財富變成了私人的巨額財富,而生態、環境成本卻由社會承擔。
三是壟斷導致的財富轉移。任何國家都有壟斷,有些壟斷是有利於老百姓的,如公用事業的國家壟斷。但有些壟斷不僅妨礙競爭,而且會引致財富再分配。我國金融業的行政壟斷導致金融處於抑制狀態,導致居民金融資產貶值,財富縮水,實際上是通過金融這個管道為企業部門和金融部門提供廉價資金,向它們轉移財富。在財富極度金融化的社會,扭曲的金融制度往往成為財富差距擴大的加速器。因此,上述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改革僅僅從“收入”著手都只是治標之策。(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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