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世界依然籠罩在金融與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中。與緩慢的經濟復蘇相比,更需要警惕的是,經濟全球化似乎已進入下行的通道。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全球投資下降,加上技術壟斷進一步強化,使經濟全球化遭遇陣陣寒流。這樣一種下行,是對世界經濟困境的暫時反應,還是新環境中的長期特征?2012年留給了我們這樣的疑問。
貿易保護主義上升
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綠色壁壘、337調查……2012年,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有增無減,一些曾經陌生的貿易調查名目也走上前台。在這場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戰”中,美歐發達國家儼然成為揮舞大棒的主角。
12月5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拉米提交的2012《國際貿易環境發展概覽》年度報告預計,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率僅為2.5%,增速比去年下降50%。發達國家進口減少導致發展中國家出口下降。2013年全球貿易增長率仍將低於過去20年的平均增長水平。
正如拉米所言,本國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壓力成為各國政府採取貿易保護政策的主要動力。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指出,新形勢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幾種新態勢——
一是貿易摩擦從以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蔓延至技術密集型產業。電信和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成貿易訴訟的多發領域。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的華為、中興有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報告就是一例。
二是歐美一些發達國家運用技術性壁壘特別是“綠色壁壘”制造貿易障礙。
三是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對進口產品發難。美國密集發起的“337調查”是最典型的案例。
在貿易保護主義沖擊下,長期停滯的WTO多哈回合框架取得成果的希望更加渺茫。況且在專家看來,現在世界經貿面臨的問題已非多哈回合能夠解決。WTO必須重設規則,進行針對貿易與投資保護行為的新一輪談判。
與多邊談判陷入困境相反,2012年,區域性的貿易協定如雨后春筍般產生。2012年非洲舉辦的兩屆非盟首腦會議極少見地使用了同樣的主題——“促進非洲區內貿易”,並提出非洲自貿區應在2017年的某個時間開始運轉。
在亞太地區,2012年11月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期間,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東盟十國與其他亞太六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正式啟動,這兩大談判將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談判一起,成為未來幾年亞太地區經貿一體化的重要支柱。
在拉美,智利、墨西哥、秘魯和哥倫比亞四國簽署了拉美太平洋聯盟框架協議,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拉美區域經貿合作組織。在多邊談判擱淺的情況下,區域性條約是世界貿易協商機制的一種補充,但是,它將給全球性貿易協商機制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仍待觀察。
全球投資下降 技術壟斷增強
與世界貿易受阻類似,全球投資也在走下坡路。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2年10月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總值同比下降8%,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中所佔比例首次超過50%。
除了投資者風險意識增強的因素外,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影響亦不可忽視。許多國家對一些核心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實施更嚴格的限制與監管。據相關統計,2011年44個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採取了67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政策。為此,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不得不制定了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
此外,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吸納了國內資金,進一步沖擊了對外投資。在發達國家掀起的“再工業化”浪潮中,美國著眼於改造本土工業,重塑競爭優勢,以出口和投資拉動制造業復蘇。歐盟以提升產業附加值為戰略核心,依靠知識增長和新技術革命,增強發展數字經濟潛力。
發達國家針對性地增強在電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工程和新醫藥、新材料領域的投資比例,勢必導致這些領域的全球資本更加稀缺,迫使發展中國家依靠自身力量加強高科技研發。
高科技是先進制造業的首要保障,因此發達國家勢必增強對高端技術的壟斷程度。通過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高技術出口管制、貿易中的技術壁壘與跨國公司的保密措施,發達國家對戰略性技術的控制越來越嚴。
美國經常對發展中國家發起的“337調查”就是一種知識產權調查。“337調查”是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條款的通俗稱謂,該條款的核心內容是調查進口中侵犯知識產權和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實踐中,90%為專利侵權調查。
經濟全球化下行的新特點
與以往相比,此次經濟全球化下行呈現出幾個新的特點。
一是發達國家成為阻礙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行為體,政治因素成為經濟全球化下行的重要動力。
在經濟下行、失業率上升的壓力下,發達國家執政者為了爭奪選票,不惜通過貿易保護增加本地就業。同樣,貿易保護政策是發達國家影響跨國公司活動的重要手段。因為跨國公司獨立性、全球性的增強,是導致發達國家部分制造業空心化與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況且,經濟全球化促使一些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在此次金融危機后開始明顯沖擊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因此,以經濟手段壓制新興國家的崛起,成為發達國家反全球化行動的長期動因。
二是“集體取暖”可能使經濟全球化面臨更加難以打破的堅冰。此次危機中,不少國家通過區域經濟合作,“集體取暖”。其結果是地區貿易關系與一體化的強化,短期內有利於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長期來看卻可能使經濟全球化面臨更高壁壘。
三是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世界產業格局洗牌,成為經濟全球化下行的重要原因。處於經濟危機中的當今世界迫切需要新科技革命牽引走出泥潭。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先進制造業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無論是以雲計算、物聯網、多網融合技術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還是以新能源技術和先進節能減排技術為代表的綠色經濟,抑或以電動汽車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業領域,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都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奮起直追,使整個產業格局仍處於變動之中,也使發達國家不敢有絲毫放鬆。激烈的競爭或許是經濟全球化下行的重要原因。一旦各方佔據比較優勢的格局基本確立,經濟全球化態勢可能重新上揚。
經濟全球化:曲折之后或上揚
2012年,在諸多因素作用下,經濟全球化下行的跡象更加明顯。但是,作為近代以來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經濟全球化不會就此止步。從更大的范圍來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因素仍然不可忽視。
首先,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以及金融投資在內的全球性生產關系已穩固建立。正如新華社社長李從軍2011年6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所言,如今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更像一個迅速收縮的魚缸。
2011年泰國洪災對全球供應鏈的沖擊從反面表明世界已融合成為一個“全球生產”體系。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互依賴的局面並沒有發生根本性逆轉。伴隨著發達國家老齡化社會的普遍到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和市場將對發達國家更加重要。
其次,世界主要國家對於經濟全球化仍然保持著充分的肯定,並通過20國集團等渠道保持著充分的溝通。發展中國家沒有被反全球化的思潮與運動所佔據,主動融入全球化的態勢仍佔據主流。尤其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方面建立了廣泛的共識和有效的協調機制。
再次,信息技術仍在加深世界的深度融合,有利於打破困擾經濟全球化的政治因素。雲計算、物聯網、多網融合技術、智能手機、電子支付、社交網站等一系列信息技術成果開始在生產和生活中普及,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新動力。
經濟全球化仍在塑造世界。正如李從軍社長所言,隻有承認我們對彼此的極度依賴,我們才能讓“魚缸效應”服務於人類的福祉,而不是產生負面影響。在經濟全球化還是反全球化的岔路口,人類社會將做出明智的抉擇。(《半月談》2012年第24期,記者 王鵬權)
(來源: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