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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寧抱小孩過河。
許曉艷下村調研。
孩子們送給高青山的禮物青豌豆。
張莉娟在教課。
黃帥和當地留守兒童過六一兒童節。
開欄的話
除了大都市，中國還有許多地方，它們是偏遠的鄉野、僻陋的小鎮以及面目模糊的二三線城市。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些地方可能被有意無意地遺忘在角落裡。要全面了解今日中國，必須重新照亮這片角落，走近生活在這裡的人們。
即日起，本版推出《發現·角落裡的中國》欄目，打撈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首期分享的是5位大學生志願者的講述，他們通過“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走進基層，由此刷新了心中的中國拼圖。
貴州凱裡
十四塊錢的車票
杜魯寧
杜魯寧，男，23歲，山東寧津人。武漢理工大學在讀研究生。2012年7月—2013年7月，將在龍裡支教一年
2012年9月15日
學生中大部分都是鄉下的孩子，前天課間休息時聊天，我問，你們大概多久回家一次啊？有的回答一周，有的回答兩周，但有一個孩子回答說，兩個月或者更久吧，隻要家裡沒什麼事，就不回去了。我接著問，縣城到你家有多遠呀，為什麼不回去呢？他說，大概兩個小時車程，車票太貴了，回去一次要14塊錢，來回就是28塊。我的心顫了一下，我知道這個孩子肯定有故事。
晚自習之前，我把他叫來辦公室聊聊。原來，他家裡有五口人，除了父母外，他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姐姐前幾年離家出走了，父母為了找姐姐，花光了所有積蓄，還欠下大筆債務。他是一個比較爭氣的孩子，中考超過縣重點錄取分數線100多分。父母把家裡的馬賣掉，籌錢給他讀高中。正當他拿著錢准備讀高中的時候，上六年級的弟弟被車撞了，因為主要是弟弟的責任，司機也沒有賠多少錢。為了給弟弟治病，他放棄了重點高中，來到了不收學費的中職校。即使這樣，入學時還欠了100塊錢。班主任幫他找了份在食堂幫忙的兼職，這樣就解決了每天的吃飯問題。家裡每月給他交20塊錢電話費，此外沒有其他零花錢。但他說，至少不用餓肚子，還可以讀書，挺知足的。我問他想不想再去讀重點高中，他說，算了，不想給父母那麼大的壓力。我看著面前這個懂事的大男孩，心裡一陣難過。
上晚自習時，我不停地在想，14塊錢，就可以阻隔一個孩子回家的願望。而平時我又有多少個14塊錢花在了無謂的消費上？跟朋友出去聚個餐，恐怕一盤菜也要14塊錢。回去以后，我對隊友們說，以后我再出去吃飯，每次不得超過14塊錢。我想，這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警誡吧。
2012年9月22日
今天是周六，我卻一大早就爬起來了，帶上昨天晚上找出來的衣服、文具、書，向車站趕去。今天我要跟我的學生一起回家。
前兩天在QQ空間裡寫了篇日志，叫做《十四塊錢的車票》，引起了很大關注，好多愛心人士給我留言，說要幫助一下這個孩子。而我今天要家訪的對象，就是這個寒門學子。他的家在灣寨鄉，鄉政府所在地距龍裡縣城39公裡。灣寨全鄉有9000多人，漢族佔32%，布依族佔51%。農業是主要收入來源。
車子很快駛出了縣城，昨晚寫材料到12點多，今天一大早就爬起來，我開始昏昏欲睡……不知道過了多久，他把我搖醒，自豪地說：“老師你看，你看！”順著他的手看過去，睡眼惺忪的我驚訝了。盤山公路兩旁，被雨水沖刷過的樹木愈加青翠，山的另一側是大片梯田，金黃的水稻鋪滿山崗……一直在北方生活的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景色，連忙拿出相機拍了幾張。
下車之后，又走了一段泥濘小路，才到他的家。家裡的情況比我預想得要糟。廚房裡連灶台都沒有，一個三腳架架起鐵鍋，就是做飯的地方。全家隻有兩張單人床，一張他睡，一張他弟弟睡。他父母的臥室裡，一堆稻草上鋪了褥子就是床。
他說要去找放牛的弟弟回家吃飯，我主動陪他一起去。在水庫邊，我們找到了弟弟。一件藍色的秋衣，一條破了很多洞的褲子，一雙拖鞋，一根藤條，典型的放牛娃樣子。回去的路上，學生突然說，老師，可以給我和弟弟拍張照片嗎？我倆還沒有合過影。我的心又顫了一下，趕緊走到他們面前，用相機遮住自己潮濕的眼睛……
午飯是一盆水煮肉、一盤辣椒炒肉。看似簡單的飯菜已經是招待客人的最高標准了。讓他們這麼破費，我心裡很不安。飯后，我把帶來的衣服、文具等給了弟弟，又跑到街上買了些水果送給他們……坐在返程的車上，感到今天的加班特別值得，至少我滿足了學生的兩個願望：回一次家、和家人合一張影。一年的支教路上會遇到多少這樣的孩子？我不知道，但我想盡自己的努力幫助他們一點點。
補記：談到下鄉走訪貧困學生這個話題，校友會的劉一烽師兄對我說：不僅要從物質方面關心那些貧困的學生，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關心和引導，幫助他們擺脫一些傳統觀念，樹立走出大山看世界的信心。也許這些引導對孩子的作用不能立即體現出來，但會對他的人生產生積極的影響。
新疆木壘
這座小城讓我難舍
許曉艷
許曉艷，女，29歲，山東沂源人。現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曾作為志願者在木壘服務一年
2005年7月25日晚，顛簸數小時后，我抵達了新疆昌吉州木壘縣。21點，內地早已華燈初上，木壘卻是天色將暮，通紅的太陽，彩色的雲朵，纏綿在白雪覆蓋的山頂。時任縣團委書記的王璽帶我們先期到達的志願者到露天攤吃涼面烤肉，仿佛家人小聚。繁星滿天，路上車很少，我第一天就愛上了這座安靜、美麗的小城。
到2006年7月，一整年，包括春節，我都在木壘。然后，是一千多個日子的離別。回到山東，工作穩定，待遇良好，我卻對木壘念念不忘。有時正吃著飯，我會突然冒出一句，“媽，我想木壘了。”然后眼淚吧嗒吧嗒落到碗裡。
2010年春天，我終於歸來。從昌吉到木壘，沒有記憶中的顛簸，一半高速一半省道，3個多小時我已重回木壘的懷抱。直到今天，跟木壘在一起的日子，如同復印機裡嘩嘩吐出的紙張，所有的快樂都是相似的。
兩年多來，從城市到鄉村，從田間地頭到牧區草原，每一天，小城都在發生著變化：新廣場、新公園、新賓館，新的挺拔的樹，新的明亮的路燈……正在一點點裝扮著家園。木壘發展迅猛，我按捺不住欣喜和驕傲。
一路走來，我收獲著新的感動。比如，我有了我的哈薩克族媽媽。62歲的古麗夏熱媽媽是木壘縣大石頭鄉牧民新村的刺繡大戶。起初，媽媽在自己家裡搞民族手工刺繡，銷售繡品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3年后，她開了一家商店，並帶動組織本村30多名哈薩克婦女搞起了民族刺繡，她成了刺繡經紀人。目前，每年生產刺繡產品100余件，月收入3000元。媽媽幾乎不會說漢語，我幾乎不會說哈語。可是，我們在一起，我高興了，媽媽就會笑得合不攏嘴﹔我剛想哭，媽媽已經掉下淚來。我們語言也許不通，心卻相通。
小城要發展，但是依然有堅守：所有落地木壘的項目第一要求便是不能破壞環境。沒有林立的高樓沒關系，但百姓每天睜開眼睛就能看到藍天白雲，就能看到家門前的樹、遠山頂的雪。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呢？
不過，常讓我難過的，是身邊的貧困仍然存在。幾天前下村，零下30攝氏度的天氣，大石頭鄉鐵爾薩克村幾家牧民連煤都買不起。但我始終堅信，有問題就會有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更美好的未來，我願意留在木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甘肅靖遠
這裡的孩子更需要夢想
高青山
高青山，男，23歲，湖南桃江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在讀研究生。2011年8月—2012年7月，在靖遠支教一年
支教前后，我一直問自己：在大西北的這一年，會帶來怎樣的改變？對於大西北，也許我一年的工作帶來的改變很小，但這也已經足夠讓我自豪。
到甘肅省靖遠縣后，我被分派到靖遠四中，教高二生物課。靖遠四中是縣裡4所全日制高中最特殊的一所：九成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家庭狀況普遍不好。
我們幾個志願者就住在教學樓旁一個小房子裡，平時總有不少孩子來找我們談心。有一個來自偏遠鄉的孩子，聽我偶爾提到大學生活之后，平時不怎麼敢說話的他鼓起勇氣找到我：“老師，我好想去北京上大學，但我覺得自己再怎麼努力，都比不過城裡人，因為我們鄉裡娃底子差。”灰心的語氣，讓人難過。我認真告訴他，老師自己也是從一個農村娃考上大學的，老師就覺得自己不比城裡人差，人的命運從來都是自己掌握。我和他分享了自己當年學習高中英語和數學的方法，幫他提高成績，等到我支教離開前，他已經是班上前十名了。臨行時給我的留言中，他寫道：“老師，理想是你給的，這輩子都忘不了。”
在校園裡，我經常跟學生們一起踢球、跑步，和他們聊大學生活的點滴，和他們分享理想和成長經歷。我們的感情越來越深。回北京前的那幾天，每天都會發現孩子們放在門口的小禮物，有自家地裡摘的青豌豆，有粽子和釀皮……離開的前一天，我來到每個班的教室，給每個人都送了一張印有外經貿大校園圖片的明信片，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約定，一個有關大學和夢想的約定。
不僅孩子們，這裡的鄉親也很可愛。去年年底時，我被邀請到一個班級參加家長會。我與其中一個同學的父親握了手，他的手粗糙得驚人，十分有力。雖然方言難懂，但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印在了我心底，他說，無論自己多苦，他也要讓孩子走出去﹔他說，西北人雖然不富有，但是每個人都不缺志氣。聽著他的話，我覺得能有機會來到這片土地，結識這些人，是人生多麼難得的饋贈。
如今對我來說，西部已經不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區域，而是深植於腦海中的一個印記。祖國的壯美西部，廣袤靜謐，她等著每一位熱忱的青年建設者。
雲南寧蒗
有好老師才有希望
張莉娟
張莉娟，女，31歲，重慶渝中區人。現為雲南省麗江寧蒗縣民族中學副校長。2003年8月—2005年7月，在寧蒗支教兩年
2003年，我來到了雲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迷人的瀘沽湖，讓我感嘆支教環境的“優越”。然而，當我翻山越嶺來到永寧鄉中學的時候，卻傻眼了：教室牆面大的縫隙可以伸進拳頭，幾排用破舊木板釘起來的桌椅﹔恰逢雨季，教室地面一片泥濘，部分學生還住在地震棚，本地教師也不多。
每當見到學生七八十人擠在一個簡易地震棚裡過冬，每頓隻有土豆、豆腐和米線，我真切感受到，要辦群眾滿意的教育，在寧蒗何等艱巨！
我發現，由於收入過低和傳統觀念，很多家長不願送孩子上學。我希望學生能完成最基本的初級教育。我利用課內外的時間，對貧困學生、留守兒童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組織教師成立“愛心小組”，教孩子們整理床鋪、洗衣服、洗澡。同時，我積極聯系親朋好友，資助貧困學生，籌集衣物。孩子們的心定下來，成績自然提高了。
10年過去，這裡的辦學條件有了明顯改善。許多家長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甚至為了讓孩子接受較好的教育，舉家搬遷、外出打工。可大量適齡兒童入學，教學場地、教師配備並沒有增加多少，形成了“大班額”現象，兩個人的課桌三個人用，教學隻能在低水准上進行。教學器材也大多是10年沒換過。
因為偏遠地區教師待遇不高，吸引不了外面的優秀老師，即便來了，心也不定。靠支教根本沒法填補缺口，本地教師不得不超負荷工作。此外，隨著初中普及和高中擴招，很多小學高年級優秀教師被選拔進初中任教，初中優秀教師被選拔進高中任教。這樣“層層拔高”，會把原本合格的教師變成不合格，把原來的骨干教師變成一般教師，甚至導致教師隊伍的教育教學水平和專業素質有所下降。
如果說，10年前，西部教育的問題主要在學生﹔10年后，西部教育的問題轉而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
這種狀況不是多幾個志願者就能解決的，需要國家、社會對西部給予更多關愛和扶持。隻有向教育事業投入更多目光，注入更多力量，西部才會有希望。
雲南大理
尋找基層中國的答案
黃 帥
黃帥，女，25歲，河北滄州人。現供職於北京市石景山區古城街道辦事處。2009年7月—2010年7月，在大理支教一年
2010年，我到大理時，恰逢雲南大旱，我的很多學生家裡都遭了災，嚴重影響學習。我們隻能利用手裡的資源，盡量給予他們關心。但我心裡明白，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裡的狀況，必須找到適合的發展路子。教學之余，我開始走訪一些村庄，希望對這片土地能多些了解。
雲南絕大部分是山區，農業人口佔多數，這裡的鄉村比較閉塞，“讀書無用論”很盛行。我的學生中很多人覺得，輟學開個小店，過得會蠻舒服。
其實，一個地方的發展主要依賴本土人才的成長。西部地區的發展靠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哪怕有一半的孩子留在本地，也會帶來巨大的效應。
但為何很多孩子僅僅滿足於中學畢業就外出務工？我想，本質上還是因為本地發展不足。自然條件限制不說，現有的一些資源還未得到有效整合。比如說：農業用水量大，山地種植業產量受限，如果粗放型發展，對水資源、人力資源都是浪費。
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精神面貌給我的感覺是比較慵懶，小富即安。做什麼容易發財，大家就做什麼。有人甚至鋌而走險。改變民風很難，僅僅通過宣傳教育，治標不治本，關鍵在於要讓這裡的村民在產業發展中嘗到甜頭。
山區的村落比較分散，有些公共基礎設施還是空白，一些地方還沒有電，沒有平坦的出村道路，無法保証飲水安全……我想，權利公平、規則公平和機會公平，歸根結底都是人的發展的公平。所以說，城鄉需要一體化發展。當然，也不能簡單地把產業發展就理解為開工廠辦企業，更重要的是當地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我深深地體會到，這裡的村落還游走在工業化的邊緣。我渴望他們能夠融入現代，但更希望這裡的文化還能傳承永續。
因為這次支教經歷，我回到北大后，選擇了中國社會轉型與地方治理方面的研究，又在完成碩士學業后，選擇到北京的基層工作，慢慢尋找基層中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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