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再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
2012年年底,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表示,蘋果將為解決美國就業問題出力,計劃投資1億美元,將蘋果電腦的生產制造帶回美國。在此之前,蘋果的戰略重點在亞洲,富士康等中國企業成為蘋果全球主要供應商中的“大戶”。據稱,為蘋果打工的中國工人有近40萬。
在蘋果之前,通用電氣(GE)已經在美國開始為制造低耗能熱水器開設一條全新裝配生產線。在此之前,此類工作曾一直由GE中國工廠負責。據波士頓咨詢集團的最新預測,到2020年,將會有多達60萬個制造業崗位從中國返回美國。
追尋美國制造業回流潮的開端,可以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國情咨文》演講中找到蹤跡。他說,未來5年美國出口額將會翻一番,由此可以創造200萬個國內就業崗位,掀起美國再工業化浪潮。
很有可能,“再工業化”將成為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的關鍵詞。一方面,歐美發達國家欲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制造業競爭主導權﹔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低成本優勢成為全球制造業新陣地,在新一輪的變革與洗牌中,美國再次成為風向標。
問及回流潮會對中國造成什麼影響,趙小蘭表示,在過去幾年,中國成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生產基地,但是建立在低成本優勢基礎上的,主要負責組裝和制造等低附加值環節,在品牌、技術等高附加值環節,仍然需要進一步開發。現在美國要再工業化,會把很多工廠回遷,這會影響到中國生產基地的地位,包括就業率、利潤等,所以中國也應該借此轉變方向,發展更加高端的、有更高技術含量的制造業,在新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對話趙小蘭:
“美國再工業化是靠創新”
《中國經濟周刊》:您如何解讀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政策?
趙小蘭:奧巴馬總統主要擔心失業率比較高,所有的政治家們都希望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一個失業的人會獲得什麼?如果他是因為貿易形勢變化失去工作,能獲得相當於兩年失業救濟的經濟補償,包括養孩子的錢、交通的錢、搬家的錢……70%的醫療保險也會由政府買單,還能獲得104周的培訓。如果他失業時超過了50歲,能夠得到美國政府給予的相當於原工資一半的補償。但這些社會福利救助意味著美國政府要支出幾百億美元、甚至更多的錢,來專門用於培訓工人獲得新的技能,提高就業率。
《中國經濟周刊》:您如何看待回流潮?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回遷能否重振美國工業?
趙小蘭:我覺得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把生產基地重新搬回到美國確實有難度。
30多年前,制造業是三班倒或兩班倒,很多人參與進來,生產線帶來了很多就業機會。但是現在這種現象已經不存在了,如果重振制造業,看一下德國或美國的新工廠,都叫做先進制造業,雇用的人數大概只是過去人數的十分之一。現在的生產更多是關於技術的,不是36個人站在生產線旁邊——更多的先進制造業需要3個人就可以了,大概監督一下,管3條線、6條線就可以了。所以,以前那種類型的制造業肯定不會再出現了。
《中國經濟周刊》:如果制造業不能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美國靠什麼增加就業機會?
趙小蘭:比如1993年,美國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人們都很灰心。誰想到3年之后,到1996年,美國再一次在世界上領先了——因為創造性,包括硅谷、互聯網的發展。這種類型的國家,更多的是要看下一輪的革命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不是回到過去傳統的就業方式。增加就業機會要靠創新、創造新行業。
《中國經濟周刊》:20世紀70年代,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曾提出過“再工業化”的概念,主要指對傳統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您認為新一輪“再工業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什麼?
趙小蘭:全球制造業在過去幾十年,其實一直發生著各種轉移,而且現在所需要的勞動技能跟20年前、4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變。所以,要重振美國工業化,首先要提升培訓,提升教育,要讓這些勞動者有好的技能。
制造業不僅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更要思考如何能夠全面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有技術創新,可能會帶來工作機會的喪失,政府應該用新的技能代替被淘汰的老的技能,應該用新的培訓來培養這些工人的技能,雖然老的技術被淘汰,但勞動者掌握了新的技能,可以進入新的領域,創造更高的價值。所以,政府應該把教育體系、培訓體系等等統一起來,尤其是增加職業培訓。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再工業化”應該有哪些具體的舉措?
趙小蘭:在美國,66%的新就業機會都是由中小企業制造的,所以,政府的政策必須能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比爾·蓋茨和他的朋友當時開了自己的公司,惠普是在斯坦福一個小車庫裡開始的,這就是美國的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正是中小企業創造了大多數就業機會,所以它們應該得到最多的鼓勵。
很多亞裔美國人是小企業主,他們不希望增加稅負,不希望政府更多管制。亞裔美國人是美國的精英族群之一,65%的亞裔美國人是新近移民而來,他們來美國是為了給自己和家庭更好的機會,但是現在他們發現稅收如此之高,造成了生活與經商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