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樂：財富論壇為何選擇成都？

　　其一，233家世界500強企業落戶成都，成都是全球經濟界最關注的城市之一。其二，成都是個創新之城，文化非常包容

　　2013年財富全球論壇6月即將在成都召開。作為論壇顧問，王志樂此番登上成都的金沙講壇，為我們解析全球經濟發展風向標——財富論壇此次選擇中國西部腹地成都的玄機和特殊含義。

　　第1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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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賓

　　王志樂，1948年生，浙江臨安人，著名經濟學家，長期致力於全球合作和跨國公司研究。現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北京新世界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產業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對外經貿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實錄

　　跨國公司理論必須更新

　　我演講的題目叫“全球公司：跨國公司發展的新階段”。今年成都又面臨一個重大的機遇和挑戰，比如6月要召開2013年財富全球論壇，這是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的一個主要論壇，來的都是跨國公司董事長、總裁、企業高管、知名經濟學家和各國政要，成都為什麼要請他們來呢？他們來了以后會給成都帶來什麼？

　　怎麼看待跨國公司？我國一直有兩種思維的博弈。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香港企業家包玉剛，船王，他說國家剛開放沒有高級飯店，外國人來住的地方都沒有，要捐給北京一座飯店，但飯店得用我老爸名字命名。當時有的領導認為在首都高高飄揚一個資本家的名字，接受不了，這1000萬美元一年時間沒人敢接。后來鄧小平知道了，說這算什麼問題。他請了一桌飯，說我來接1000萬支票，當場題名“兆龍飯店”。

　　到了90年代初又有新說法，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引進三資多了，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這時鄧小平南巡講話講了，要害還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所以1992年中央要求擴大開放，跨國公司全面進入中國。到了上世紀末，討論加入WTO，很多人擔心跨國公司會把民族產業搞垮，2006年以后的凱雷收購徐工、可口可樂收購匯源等，幾乎全是抵制，更引發了一輪保護國家安全還是順應商業規律的爭論。

　　就這麼一個事情，為什麼改革開放30年不斷冒出來？我們在外資問題上有過3次大搖擺：所謂愛國賣國，姓資姓社，姓中姓外，實際上是咱們不懂現代企業的發展規律。其中一個關鍵，是我們跨國公司理論落伍於時代了。過去說跨國公司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種概念在很多人腦子裡根深蒂固。跨國公司這些年都在變，從原來的跨國公司變成全球公司，所以我們必須對跨國公司理論做一番更新。

　　除了老婆孩子，什麼都得變

　　我的理論邏輯的起點是什麼呢？是時代的轉變，導致了跨國公司的變化。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兩個對立陣營不復存在，經濟全球化的政治障礙被掃除。這個事件最大的后果，就是出現了全球市場。

　　在這不久，1995年，被學術界認為是因特網元年，加上移動電話等信息技術的大規模商用，使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因特網和移動電話等新技術革命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技術支撐。再加上1995年1月1日WTO開始運行，WTO是一種全球化的制度安排，開始了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新階段。

　　我們把這三大變化放在一起看，冷戰結束，新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它們都集中出現在90年代，而且這三大變化相互作用，相互激蕩，相互促進，在人類歷史上應該說從來沒有過。所以90年代成為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10年，全球化迅速推進的10年，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跨國公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舉三個例子，1992年的三星、諾基亞、IBM。1992年我剛開始研究跨國公司，根本想不到三星會發生這麼大變化，超越了鬆下、索尼、東芝，現在正沖擊蘋果的地位。我相信三星最后可能擊敗蘋果。三星為什麼這麼牛？會長李健熙在1992年前后對三星做了一次非常深刻的戰略調整。

　　他說蘇聯的解體讓我驚出一身冷汗，徹夜不眠，一個企業面臨這樣的危機該怎麼辦？他在1993年把三星200個高管全部拉到法蘭克福開會，因為德國是冷戰前沿，冷戰結束又成為全球化前沿，法蘭克福有很多跨國公司，他想讓三星高管看看全球化到了怎樣的階段。然后做了一個講演，說要迎接數字時代，一定要用新的思維，新的經營方式面對挑戰。他有一句名言：除了老婆孩子，什麼都得變。正是這種創新思維，讓三星走到今天。

　　跨國公司向全球公司轉型

　　上個世紀以來，跨國公司正向全球公司轉型。簡單說跨國公司是在兩個或以上國家建立分支機構，由母公司統籌和控制的經濟實體，全球公司則是跨國公司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全球公司跟跨國公司的不同在哪兒？我的研究是三個方面：全球公司有全球發展戰略、全球管理結構，還有承擔全球責任的理念文化。

　　比如IBM，它的產業鏈價值鏈都變了，65%員工、60%銷售收入均來自美國之外，它把新興市場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採購中心放在深圳。為什麼？勞動力廉價呀，有巨大的市場，有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現代產業都不是做一國之內的產業，它都是超越國家的，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以規避在幾個國家經營的風險。我引進了一個概念，聯合國每年公布跨國公司的跨國指數，2011年世界最大的100家公司，有82家公司超過50%的銷售收入、資產、雇員來自海外，我把這樣的公司定義為全球公司。

　　全球化后大家看到一種新情況，做代工的企業，比如富士康，它的母公司台灣鴻海2012年排名財富全球500強第43位，銷售額1175億美元，榜單超過蘋果12位。富士康在內地有100多萬員工，成都工廠去年生產了4000萬台ipad，佔全球70%。簡直不可思議，成都怎麼成了ipad的全球加工中心？當然成都有6家配套企業，有現代物流，波音747一天平均兩架運到歐洲，從成都飛比上海省兩個小時。同樣的道理，英特爾的成都工廠3000多人，全世界芯片的封裝廠也在成都。

　　諾基亞也是，1992年第一次全球化后它的股權20%是海外的，現在已經佔90%，海外雇員佔80%，海外銷售佔99%。芬蘭一個小國，幾百萬人口，銷售絕大部分靠全球市場，它的資產中海外股份越來越多。按咱們傳統思維，就會說這家公司被外國人控制了，但諾基亞老總跟我說，他們成功地利用了全球資源，打造了一個全球公司。人家思維角度不同。

　　主流是擁抱和融入全球化

　　全球公司最深刻的變化是承擔全球責任。歷史上英國人用軍艦打開中國市場，現在這麼干不行了，股東價值最大化也不行了，你得承擔全球責任，經濟責任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等。2000年聯合國有一個全球契約，強調尊重當地人權，遵守勞工標准，保護環境，強調合規和反腐，全球近1萬家企業簽署。強化責任是跨國公司的新潮流，可以說，今天跨國公司的競爭已從技術產品的競爭上升到企業理念道德的競爭，硬實力已讓位於品牌和價值力量的軟實力。

　　其實，當跨國公司50%以上的銷售額、資產和雇員在海外時，它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就與一般跨國公司有了很大差異。全球公司反而在乎海外利益，因為它的主要利益來自海外，母國的重要性相對下降，這種情況在瑞士、荷蘭等的一些全球公司中，比如飛利浦、諾基亞、雀巢、ABB特別明顯。

　　從冷戰對抗轉向和平發展的時代，跨國公司已成為全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不再是歷史上掠奪落后國家的工具。當然它在中國還有環保等各種問題，國內也有擔憂國家經濟安全等聲音，但中國的主流人群是擁抱全球化，融入全球化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吸納外商直接投資12000億美元，他們的觀念文化也是我們制度轉型的催化劑，不然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成都的老百姓應該有體會，這些年成都發展很快，環境很好，稱為“財富之城，成功之都”。這次開會也有意思，我是2013年財富論壇的顧問，我問他們為什麼選擇成都？他們說，落戶成都的世界500強企業有233家，在中國中西部排在第一，說明成都是全球經濟界最關注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我問成都什麼地方最吸引你？他說成都是個創新之城，有獨特的文化氣質，文化非常包容。我說西部還有重慶、西安同樣很知名，為什麼不選擇重慶？他說這個事情兩年前就決定了。應該承認老外有過人之處。

　　開放是成都發展的強大動力

　　現在的問題是，成都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生物制藥、商貿流通等產業已吸納了這麼多跨國公司，成都的配套條件比較好，本身是高等教育中心，人才聚集，也是從汽車、物流、新技術到現代服務等多個行業的領跑者，作為中國西部的引擎城市，成都面臨一個重大的機遇和挑戰，你能不能把現有的資源整合好，通過財富論壇與全球公司的進一步融合。這次論壇主題是“中國的新未來”，我認為開放是成都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成都進一步發展的優勢所在，成都隻有通過新一輪全球化，找到成都的新未來。

　　據我所知，成都本土的東方電氣，還有新希望等民營企業都是很不錯的，成都要有自己的全球戰略，一個是把世界500強企業引進來，也應該推動本土大企業走出去。我不喜歡叫500強，因為《財富》雜志每年評出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是按銷售額排名的，銷售額大肯定比較強，但大不一定真強，強的企業也不等於銷售額就大。所以《財富》雜志還是比較明智，它公開發布的英文版叫“最大的500家公司”，咱們中國人好大喜功，硬把大說成了強。

　　舉個例子，大不等於強，去年中國69家企業上榜世界最大500家公司，不少央企規模確實超過了許多老牌跨國公司，然而多數還不是真正的跨國公司，更不是全球公司。比如中石油，聯合國去年統計它的跨國指數隻有2.7%，說明它缺乏在全球市場布局，沒有吸納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它只是在用中國的資源在中國的市場掙中國自己人的錢。跨國指數高意味著在全球市場用全球資源掙全世界的錢，兩種模式哪一種可持續？所以央企不能隻在窩裡橫。相反，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4家民營公司的全球化都比較高，吉利、華為2/3銷售收入來自海外，聯想的跨國指數達到50%，稱得上全球公司。

　　採訪手記

　　（2013年3月3日 成都）

　　聽王志樂先生的講座覺得安逸，他視野開放，擁抱全球化，主張善待跨國公司，鄙夷舊式的國家安全論，認為開放才是成都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成都進一步發展的優勢所在。其觀點讓人眼前一亮，所用材料具體翔實。以前知道王先生是跨國公司研究專家，講到后來他透露還有個特殊身份——2013年財富全球論壇顧問。

　　下來聊天，我問，這次財富論壇是第四次落戶中國，財富論壇一般被認為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風向標，以前選擇上海、香港和北京作為召開地，都有重要的經濟象征意義，這次選擇西部腹地成都，有什麼玄機和特殊的含義？

　　他透露，財富論壇是商業性會議，基礎是每年公布500家大跨國公司，《財富》雜志和這些公司打交道，當然掌握世界最新的經濟發展動向。你看這次論壇的主題“中國的新未來”，什麼是“中國的新未來”？全球公司聚焦的是成都以及中西部腹地的發展，這就是玄機。據我了解，全球大亨非常關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國家未來的經濟究竟會如何走，關注成都在“中國的新未來”扮演的新興角色，關注這裡的投資動向投資機會。從報名情況看，世界500家大跨國公司來得相當多。

　　王志樂還分析了成都的現代物流和市場輻射力對世界的吸引力。他認為，傳統的經濟中心都是靠江臨海，但隨著成都航空物流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雙流國際機場已是中國第4大機場，開通國際航線18條。現代物流顛覆了成都的區域位置，原來的邊緣地區倒成了前往南亞、歐洲的天然區位優勢。233家世界500強公司落戶成都，數量居中西部城市第一，就是外界對成都的理性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