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尼系數看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的合理范圍(網絡配圖)
按照國際慣例,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收入差距過小﹔0.2-0.3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收入差距比較小﹔0.3-0.4表示收入差距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5以上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0.6以上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收入差距懸殊。
通常把0.4作為警戒線,並認為,當基尼系數在0.2-0.4之間,特別是在0.3-0.4之間時,收入差距是合理的。而當基尼系數在0.2以下,或在0.4以上時,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上述國際慣例是以西方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為背景,由西方學者研究居民收入差距所得出的經驗判斷。而我國現階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形成和拉大的,完全照搬西方的慣例並不合適。那麼,在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究竟多大才合理?筆者認為,基尼系數在0.2—0.5之間,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其一,當基尼系數小於0.2,即屬於收入差距過小范圍時,意味著收入分配過於平均。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結果,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0.16,這說明我國當時的收入差距過小,分配過於平均,這導致“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使生產要素所有者和投入者參與社會再生產的積極性受到了極大抑制,這是造成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人民共同貧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現階段,為了又好又快發展國民經濟,讓人們盡快富起來,就必須在社會再生產中充分激發各種要素的信心和熱情,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這就要求在收入分配領域不能過於追求平均,應當正常拉開收入差距,使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因此,我國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應該在0.2以上。
其二,當基尼系數大於0.5,即屬於收入差距過大范圍時,意味著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6》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已經上升到0.47。若把實物收入調查的遺漏、人們“怕露富”的少報、非正常收入的隱瞞等因素造成收入統計資料不全,以及世界銀行的調查主要記錄勞動者收入等情況考慮進來,則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實際上已經超過0.5。過大的收入差距已經開始產生負面影響。
一是阻礙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目前高收入階層已經明顯表現出需求不足的現象。以工薪為主的中等收入階層,衣食雖已不成問題,但目前沒有能力完全實現住行消費。以農民和下崗職工為主的低收入階層雖然消費傾向很強烈,但由於收入水平低而沒有能力消費。這必然導致我國的消費需求總量不足,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以來我國消費率基本上低於60%,而且,從2000年起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而世界銀行同期資料顯示,世界平均消費率在70%以上,有些年份接近80%,比我國消費率高20個百分點左右。消費需求總量不足將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失衡,從而阻礙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二是危及社會和諧與穩定。一般來講,合理的收入差距能表示各階層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為各階層人們所能接受,從而使得社會保持穩定﹔過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反映各階層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超出社會心理承受能力,會使人們產生不滿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社會動蕩。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與社會穩定之間具有很高的相關性。美國學者亨廷頓以30個國家收入不平等與政治動亂之間的關系為對象進行考察,得到的結果是:在18個國家中,稅前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數)與死於政治沖突的人數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34﹔在另外12個國家中,稅后收入不平等與政治沖突之間的相關系數則高達0.36。胡鞍鋼曾就“地區差距過大,可能帶來的最大后果是什麼”這個問題,對部分省地級領導干部作過專門的問卷調查,83.9%的被調查者認為將會導致社會不穩定,16.1%的被調查者認為可能會出現國家分裂。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利於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不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應該把收入分配基尼系數控制在0.5以內。
其三,不把0.4作為合理范圍的終端,是因為效率追求的凸顯必然帶來基尼系數的增大。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往往存在兩難抉擇,要麼放棄一定的效率來換取較多的公平,要麼放棄一定的公平來尋求較高的效率。當一個國家面臨經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情況時,正確的抉擇是放棄一定的公平來尋求較高的效率。隻有效率提高了,才能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更快地增加國民收入。也隻有國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黨的十六大提出建設全面小康目標,其中的小康不是低水平的,而是高水平的。要達到高水平的小康目標,就要以又好又快發展國民經濟為前提。為了又好又快發展國民經濟,仍然需要堅持“效率優先”,這在收入分配領域中勢必會增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因此,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超過0.4是難以避免的。但不能把基尼系數超過0.4視為“高枕無憂”,因為目前的收入差距拉大背后有著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等不合理因素,這些因素所滋生的非正常收入極大地損害了公平。正因如此,我們黨和政府對“效率與公平”的政策基調做出調整,由原來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升到現在的“兼顧效率與公平”,尤其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作者單位:湖南商學院湖南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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