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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會“失速”嗎？物價會進一步“飆升”嗎？新的增長動力如何釋放？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中國經濟走勢引發來自五大洲的博鰲嘉賓激烈辯論。分歧來自關切，共識彰顯期待。
經濟增長會否放緩或“失速”？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完成7.5%的目標沒有問題，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預計將達7.9%，全年將達8.5%左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說，他看好今年中國經濟的主因有兩個，一是外需改善，二是政府投資規模上升。
統計數據顯示，3月份中國制造業景氣指數回升。今年前兩個月，中國出口和投資增速均超過20%。一系列數據似乎顯示中國經濟復蘇強勁。
澳大利亞前副總理彼得認為，中國當下的經濟增長率有所降低，但“我對中國的增長潛力有信心”，這對全球經濟走出疲軟非常重要。
一些國際組織同樣“唱多”中國經濟。與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可達8.2%。世界銀行的預測值則高達8.4%。
與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更樂觀。他認為，“中國在未來20年還有維持8%增長的潛力。”潛力主要是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上的后發優勢，以及基礎設施軟硬件的完善空間。
但部分專家也表達“擔憂”。“由於潛在經濟增長在下降，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計為‘保七’,達到8%非常困難。”G20與新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張其佐說。
“在調結構背景下，完成7.5%的任務仍然比較艱巨。”部分與會嘉賓認為，除去外需市場下降等不利影響，經濟增長還面臨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過度依賴資源消耗等內部深層因素制約。
針對中國增速之爭，與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一定程度的增長放緩是中國政府想要的結果。”在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后，質量已比高速更重要，適當降速更利於中國調整經濟結構。
物價會由“溫和”轉為“飆升”嗎？
2月份中國CPI創10個月以來新高，同比上漲3.2%。對全年物價走勢，與會嘉賓的觀點形成“交鋒”，有的認為“可以完成3.5%的物價控制目標”，也有人擔心“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今年整體物價將呈現前低后揚的溫和上漲趨勢，全年CPI將維持在3%左右，可能低於物價控制目標。”劉元春認為，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低位運行。
在“不確定性因素”中，劉元春認為東北低溫如果持續將影響夏糧豐收，下半年地方政府可能重現投資沖動，而作為CPI“風向標”的房價“迷霧重重”。
與劉元春等專家不同，與會嘉賓、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認為，下半年隨著新型城鎮化推進和新的產業政策出台，加之財政和貨幣政策推動，不排除重現2008年經濟刺激政策導致物價走高的情況。
“中國經濟發展已入轉型期，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成本上升，對物價上升的長期推動不可輕視。”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今年的CPI很可能出現波動。
“今年海南餐飲業的工資水平比去年上漲23%至25%，原材料成本上升25%。”海南省酒店與餐飲行業協會秘書長陳恆說。
4月4日，日本央行決定推出新的貨幣寬鬆措施，刺激長期低迷的經濟。美國和日本相繼啟動“印鈔機”，與會嘉賓對中國的“輸入性通脹”有著強烈擔憂。
“隨著熱錢涌入帶來的風險，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管理輸入性通脹壓力的問題將逐漸凸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主任隆國強說。
與會嘉賓認為，今年仍應對通脹保持警惕，保持相對低位的CPI將為經濟結構調整、疏導價格矛盾、推進資源價格改革預留空間。
“新動力”在哪裡如何挖掘？
面對國際經濟低迷和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雙重影響，中國如何尋找增長“新動力”成為當務之急。
資源要素價改、收入分配和社保改革、財稅改革、戶籍改革……盡管主張改革的突破口不一，但與會嘉賓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關鍵在於改革。
“下一步改革的最大紅利，是對制度上的一些扭曲進行完善和改進，這可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提高效率。”林毅夫說。
一些與會嘉賓列舉認為，這些扭曲從大處說，包括城鄉二元體制、行業壟斷格局、收入分配不公、公共管理不暢等﹔從小處說，像油價等資源價格等，從根本上說扭曲了市場信號，應當適時調整。
增長新動力的另外一個引擎，即能帶來巨大內需的“新型城鎮化”。但關鍵是如何把“潛力”挖掘出來。
“如果未來十年中國能依靠內需保持7%至8%的增長，就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總量可以接近美國。”遲福林說。
“但擴大內需的主要抓手不是土地城鎮化、不是房產城鎮化，而是人口城鎮化。”遲福林說，盡管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但2億多農民工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
“講求質量的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說，城鎮化不是“圈地、攤大餅、造樓”，而是要在城市中有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生態宜居的環境、更均等的公共服務和更好的就業機會。
對此，斯蒂格利茨進一步表示，城鎮化帶來的對基礎設施、房地產的投資，會幫助中國維持經濟增長。
“強調改革紅利和新型城鎮化，並不是要忽略出口的拉動作用。”林毅夫等與會嘉賓表示，中國要保持20年的較高速度增長，出口結構同樣面臨轉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