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

　　說明：本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同志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組織部、國家行政學院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上的講話，刊載時略有刪改。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李克強：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

　　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基本問題，是一個大戰略、大問題。特別是在國際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及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新形勢下，我們要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深入研討城鎮化科學發展的問題，這很有必要，意義重大。

　　一、城鎮化是現代化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

　　研究探索城鎮化問題，應放在人類發展的大格局、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去思考。現代化是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多層面、全方位轉變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現代化是由工業革命引發和帶來的，現代化的過程是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明確提出要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目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邊緣，仍然提出到上世紀末要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后，又提出現代化“三步走”戰略，明確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現在我們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更加堅定不移，就是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什麼是現代化?什麼樣的國家是現代化國家?國際上有不同的標准。但無論從聯合國的標准看，還是從經合組織的標准看，城鎮人口和非農就業比例都是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個很重要、很清晰的界限。我們說我國還屬於發展中國家，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國城鎮化率比較低。而在實現了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城市化率基本上在75%~80%甚至更高，城鎮人口比例和非農就業比例都很高。有人說，拉美一些國家城市化率也很高，有的國家甚至達到80%，為什麼它們不叫發達國家而隻能叫發展中國家?這主要是因為它們出現了城市二元結構，解決不好產業和就業問題，出現了大量貧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5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一些人認為，中國也處在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階段。中國的情況確實比較特殊。人類歷史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有上億人口、幾億人口的，但像我們這樣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現代化，沒有先例可循，更何況我們要繼續以佔世界不到9%的耕地、養活佔世界20%左右的人口，這更是人類現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標志，盡管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會面對糧食安全、能源資源支撐、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等問題和挑戰，但這條路是繞不過去的，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沿著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發展的道路走下去。

　　人均收入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准。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必須提高到1萬美元以上。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工業化處於主導地位，是發展的動力;農業現代化是重要基礎，是發展的根基;城鎮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夠一舉托兩頭，有利於促進工農和城鄉協調發展，可以有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城鄉居民收入。我在河南工作時曾測算過，在農村人均1畝2分地上做文章，不可能大幅提高農民收入，也不可能縮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即使人均5畝地也難以做到，必須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同時也要看到，“三化”協調發展，是我們既定的目標，也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城鎮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這個基本判斷要有清醒認識。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要對城鎮化與現代化、城鎮化與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等關系，做深入研究。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是一個長期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也是人類發展史上最有意義、最具挑戰的大問題，我們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研究探索城鎮化的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和實現途徑。

　　二、城鎮化是我國最大內需潛力之所在

　　我多次講過，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很多同志也有同感。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剛過50%，其中包括了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若按城鎮戶籍人口統計，城鎮化率也就在35%左右。這說明我國實際的城鎮化率還很低，不僅低於發達國家近80%的平均水平，低於一些與我國發展階段相近的發展中國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於世界52%的平均水平。有不少同志提出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對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要有一個積極的考慮。實際上戶籍人口比率提高需要一個過程，真正實現起來是比較艱難的，需要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地往前走。但反過來看，差距就是潛力。按照現行統計，我國過去20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按此計算，城鎮化率再提高20個百分點，還需要較長的時期。考慮到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明顯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城鎮化需要的時間會更長。真正的城鎮化率應當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最后基本公共服務也應該是公平均等的。這是一個長期過程，也是一個巨大潛力，有著廣闊的成長空間。

　　最近，聯合國關於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報告預計，中國城鎮化從現在到2030年還會保持一個較快的速度，屆時城鎮化率將提高到65%~70%左右。國內外許多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目前我國每年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有1000多萬，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總量，未來較長一段時期我國城鎮人口還將增加3億左右，相當於美國的人口總量。中國城鎮化的規模和潛力，在世界發展史上是空前的。要看到我國城鎮化進程的長期性、戰略性、時代性，持續開拓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空間。

　　城鎮化的過程是農民轉為市民的過程，這意味著消費觀念的更新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意味著巨大消費潛力的釋放。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倍左右，人均消費也是農村居民的3.1倍左右。如果一個農民真正成為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費至少將擴大到3倍以上。有的同志提到，一些地方有農民不想把戶口遷到城裡來，也有城裡人反而想把戶口遷到農村去，願意選擇在農村居住，這種現象國內外都存在，但這沒有也不能改變城鎮化的大趨勢。我在山東淄博考察時，同一位農村婦女交談，她說現在溫飽不愁、衣食無憂，最大的願望就是過上城裡人的生活。我認為這就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所在。比如說，新建的農村社區有沒有上下水?這是目前農村和城市一個很大的區別。千萬不要小看上下水，當年美國羅斯福實施新政，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蓋房子，而房子好不好，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有沒有抽水馬桶。后來有的經濟學家就拿抽水馬桶來衡量一個家庭是不是中等收入家庭。這可能不完全准確，但也是一個有效的衡量標准。

　　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還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提升。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農業土地生產率很高，但勞動生產率較低，主要原因是存在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當年，我在河南做過調查，種植1畝小麥需要用多少工， 1年種兩季要用多少工。那時農民1年務農的用工時間不超過2個月，現在14年過去了，隨著機械化水平的提高，用工時間會更短。這樣看來，農村還有相當多的富余勞動力，或者說農民就業是不充分的。我國之所以保持了30多年持續快速發展，之所以能夠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黨的領導、制度優勢、政策應對都很重要，但還有一個基本動力和重要基礎，就是中國人民的勤勞，投入工作的時間很長。我在遼寧工作時注意到，東北農村有“貓冬”的習慣，后來慢慢發現城市賺錢的機會很多，務工的收入高，“貓冬”的人就少了，種完地就出門打工，多數人不願意閑在家裡。我國農業勞動力就業還不充分，還有相當大的空間，這也是發展的潛力所在。因此，從需求角度講，城鎮化有利於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從供給角度講，城鎮化有利於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

　　釋放城鎮化帶來的內需潛力，就不能抬高城鎮化過程中人口轉移的門檻。這幾年，我們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大規模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現實需要，也是為了使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至於受阻。現在保障性安居工程中50%左右的任務是棚戶區改造，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城市二元結構，實際上有的城市已經出現了這類苗頭，我們不能任其發展下去，否則就會出現“拉美現象”。對棚戶區改造問題，需要高度重視。我們通常講城鄉之間二元結構制約現代化，實際上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對發展的影響也很大，這在拉美一些國家表現為城市貧民窟。在我國，城市棚戶區也具有二元結構性質。一些老企業的職工、已在城市就業的外來人口包括許多農民工，在城裡沒有基本的居住條件，也就沒有基本的發展環境，這制約了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對此，應做深入研究、詳細測算、科學規劃，採取有效措施扎實解決。這是一個長期任務，不可能在三五年內完成，因為城鎮化過程中城鄉結合部可能還會冒出一些簡陋而又集中的房子，還有城中村的問題，都需要不斷研究解決。

　　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目的，除了有利於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外，就是要解決城鎮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基本住房問題，並逐步讓農民工進城后有個房子住，面積可以小一點，但得有住的地方。香港公屋和租屋佔全部住房的50%，就是為了吸引各種勞動力群體，使城市充滿活力。城市是一個綜合體，它的有效運轉和持續發展，需要各行各業的支撐，需要不同領域不同崗位的勞動者，就像有人形容的，城市不僅要有“拿手術刀”的，也要有“拿剃頭刀”的，不僅要有“戴眼鏡”的，也要有“戴安全帽”的。特別是我國城市正在快速發展之中，更需要一大批普通勞動者、建設者。我們必須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在城市為這些普通勞動者和建設者提供安居樂業的環境，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