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的國家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麼有的國家能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有的國家卻不能？為什麼在起步階段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命運？梳理、總結國際上各后發國家經濟實現趕超的成功經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經濟停滯的教訓，對於我們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很有意義。

拉美一些國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這些國家十九世紀70年代工業化開始起步，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快速增長，但后來增長卻一度停滯甚至倒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至今仍未走出中等收入階段。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每個國家的情況也不盡相同，但有一些共性原因值得關注。

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沒有解決好“蛋糕”分配問題，是其中之一。國際經驗表明，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往往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也遇到這一問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貧富懸殊嚴重。對此，各國政府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結果不理想，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長期化趨勢，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關系被固化，不僅使得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大大減弱，更讓經濟社會發展失去了必需的凝聚力。

轉換發展模式錯失時機，沒有成功培育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更是深層原因所在。上世紀30年代，拉美國家普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但受自身技術水平與勞動力素質的限制，進口替代不僅沒有使這些國家把工業發展起來，而且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到80年代中后期，拉美國家為了順應貿易自由化浪潮，又盲目地開放了國內市場，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平均進口關稅從改革前的40%左右降至90年代中期的12%左右，這使拉美國家對外部資金和技術產生了過度依賴，在外部環境發生大的變化時無力承受沖擊。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還緣於制度建設的滯后。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分析，“高收入之牆”實質上是“制度質量之牆”。一個落后國家要啟動經濟增長並不困難，但隨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提高，經濟活動和經濟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矛盾沖突越來越多。如果不及時進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統的制度建設，不能及時完善法律制度、加強政府能力培養、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等，一國就可能出現經濟停滯、沖突加劇，就難以翻越“高收入之牆”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與拉美國家不同，日本、韓國等被視為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極少數國家，日本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階段隻用了12年，韓國不到10年。其最重要的經驗有兩條：一條是較為及時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韓國二十世紀70年代“漢江奇跡”主要依靠出口導向戰略，但進入八九十年代，面對國際競爭主動求變，將發展方向從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經濟轉向創新經濟，深化“科技立國”戰略，目前韓國高等教育普及度高達95%，研發費用佔GDP的比重高達3%以上。另一條是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日本上世紀60年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韓國70年代推行“新村運動”，縮小了居民收入和城鄉差距，擴大了中產階層群體。

中國也進入到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的新階段，盡管我們面臨著與其他國家未有的機遇和有利條件，但挑戰也不容忽視。如何在汲取他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新路，需要我們進一步深思。(馬志剛)